(2011-09-28 10:10:40)发表于另一个博客，今转载于此

长安杜公祠小考

——西安研究之一

李珺平 张喜洋

杜公祠是祭祀和纪念唐代诗人杜甫的祠堂，位于西安市南郊韦曲镇东南一公里处的双竹村，与牛头寺（已毁）和杨虎城将军陵园紧相毗邻。

杜公祠背依少陵原，面对神禾原，俯瞰樊川，远眺终南山。其东面2里许，有关中名刹华严寺（现存两座小塔），东边是勋荫坡。（氵皂）河像一条带子，静悄悄地从祠堂脚下流过。这里虽然并非远离市区，但由于地理独特，环境优雅，可真是一个幽静优美的所在。据《咸宁县志•卷12•祠祀志》载：“樊川有杜子美祠，屏少陵，几神禾，左华严，右勋荫，清明（渠）近襟，潏水远带，为城南第一名胜。”《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七•祠祀考》载：“祠旁牡丹最多，曲栏小阁，俯视樊川，夏月荷芰尤盛，信城南第一名胜也。”可见，清代以前，这里是作为长安“城南第一名胜”闻名遐迩的。经过晚清、民国破坏，及“文革”浩劫，杜公祠已是颓垣断壁，破败不堪了。但近年来，随着国内学者名流络绎不绝来访和垂顾，杜公祠又引起政府重视，作为西安市一个文物点开始简单修复。

如今步入祠内，依稀可见当年规模。后庭院原巅上古柏森森，蔚然排列，庄重肃穆。右庭院有牛头寺所遗唐朝古槐，铜枝铁爪，造型奇特，姿态如苍龙腾飞。前庭院有几簇稍高且浓密的灌木，枝枝交通，叶叶覆盖，将偌大庭院笼罩，树影婆娑，鸟喧蝉鸣，更显得清幽无比。杜甫殿右后侧有一口古井，深不可测。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载：牛头寺“有潭水，味甘冽，取之不竭。光绪二十六年汲取以供行在之用。”当年慈禧出逃西安几个月，饮用的就是这里的“潭水”。如今这“潭”已不可考，但这口深井却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殿右侧一连串排列着6方石碑。其中除一方是牛头寺遗碑外，其余5方全是记载杜公祠建祠始末及历代重修情况的。

通过这5方基本完好的石碑（这是最准确的文字）【1】，结合几种县志，笔者欲对杜公祠作一粗略考察，兼对旧县志作一点力所能及的订正，以示对故乡先贤杜甫的一掬敬重之情，也不致埋没了长安这一名胜，并为后之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一、建祠始末

（一）建祠人及建祠时代

清代咸宁县知县高廷法和署咸宁县事的临潼知县沈琮两人负责总纂的《咸宁县志•祠祀志》载：“杜子祠在樊川，嘉靖间巡按御史吉棠、郭镛、段汝沥、王鼎建祠，以刑部主事长安张治道配享。”这段话认为，建祠人仅有吉棠、郭镛、段汝沥、王鼎4人；被祀人是杜甫和张治道；时代是嘉靖年间，具体那一年，不知道。

经笔者考察，这段话既含糊又有错误。

张治道撰许宗鲁书的《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先生祠堂记》一碑所载：“嘉靖丙戌，巡按河西监察御史吉棠，……谓少陵乃杜子生长之地，不可无祠。据三学生周鋐等，乃呈移文，司府量地，度材计费，定□（碑文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者，以下同）。于是。巡按都御使王荩，巡按御史郭登庸、段汝沥、王鼎，各据呈举，行如吉。左布政使袁摈等，按察使唐泽等，西安府知府赵伸，同知王暘，知县何钟、陈谟，经画相度，矢心殚力，五月告成。”

由此可以清楚地发现以下几个问题：

（1）当时倡建此祠并“矢心殚力”相助者，除县志所载4人外，尚有周鋐、王荩、袁摈、唐泽、赵伸、王暘、何钟、陈谟等8人。

（2）被祀人是杜甫，而不是杜甫和张治道。很清楚，张治道当时还活着，并亲自执笔撰写了这篇碑文。明清时，长安县曾被分为咸宁、长安两个县，大体上以今天的长安路为界，以东属咸宁县，以西属长安县。咸宁县大，长安县小。韦曲及其附近西寨、申店、双竹等村属咸宁县界，紧与长安县接壤。张治道是长安县人，建祠时任“赐进士第承德郎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之职。他死后，其门生故旧曾把他“配享”于杜公祠内。那是后来明穆宗隆庆己巳（1569年）的事，而并非建祠时就“以刑部主事长安张治道配享”。至今，杜公祠内有《太微张先生迎祀杜祠记》一碑，可证。

（3）建祠时代很明确，是明世宗“嘉靖丙戍（1526年）5月”。张治道撰《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先生祠堂记》碑文，是16年之后的嘉靖壬寅（1542年）所写。张治道死后配享于杜公祠，又是在建祠48年之后的隆庆己巳年。

杜公祠建祠时代并不十分古老，而且清代高廷法、沈琮距建祠时代也不十分遥远，为什么修《咸宁县志》时会出现如此错误呢？我想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高、沈二人都不是长安人，一个是静海人，一个是江宁人，不熟长安风物；二是修县志时并未实地考察，仅依据手边案头的死材料连缀成文，遂有此误。

（二）建祠原因及创建时规模

1，建祠原因

张治道撰《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先生祠堂记》碑文说：巡按河西监察御史吉棠“谓少陵乃杜子生长之地，不可无祠。”又说：“自古道德文学风节之士，苟有关于世教者，修祠建祀。其道有三焉：曰生里，曰流寓，曰宦乡。生以表其灵，寓以彰其迹，宦以显其泽。有一于此，则建祠以祀。非此三者，虽贤弗祀。……余考杜子，睿宗先天之年（712）生于京兆之杜陵，而长安乃其生里。祖预，襄阳人，自祖琳奉朝请，依艺为监察御史，审言为学士、尚书，累居京师，以官为家。父闲，徙杜陵，生公，而少陵乃公故里，故公诗曰：‘故里樊川菊。’而其迹不至于寓。上《大礼》，为拾遗，为率府胄曹，救房琯，而长安又其宦乡。故曰‘城南韦杜，去天尺五。’【2】是生与寓与宦，皆于其地。其祠而祀也，故宜矧其诗，羽翼风雅，鼓吹六经，而忠君爱国，拳拳不忘者邪！……国家以兴灭举废之典，委之观风持宪之臣，正所以彰往昭来，以成化道。而今之秉宪度者，急生慢死，擎势灭德，见邑里之炎宦要进，百方奉给，既为之身，又为之家，而于邑里之前修之贤，埋没弗闻。□□□□如杜子者，数百年来，竟无一字一豆。”

由此碑文可以看出，当时创建杜祠至少有以下4个原因：

（1）吉棠“驻省采谣”时，觉得少陵原是杜甫“生长之地”，应建一祠纪念他。

（2）张治道等人认为，少陵不仅是杜甫寓居、仕宦之地，更是其出生之地。杜甫远祖杜预，《旧唐书》说是襄阳人，《晋书》说是“京兆杜陵人”【3】。不管怎么说法，反正从杜预之孙杜綝（杜甫这一支的祖宗）任奉朝请开始，直到杜审言做学士、尚书，就一直“累居京师，以官为家。”可见，汉（包括杜预远祖杜延年）、魏、晋以来，这里实为杜氏之桑梓地。今长安县城之南8公里左右，有杜曲镇，是全国杜氏郡望最高之地，也是所谓“京兆杜氏”之一所在。京兆杜氏有主有客，支派繁多，源远流长【4】。杜延年、杜预这一支，应该是客寓几百年后由寓居之地转为桑梓之地的。杜审言、杜甫都是其后裔，而晚唐诗人杜牧，也出于此。此杜曲，即前文所云“城南韦杜”之“一杜”（另一“杜”，指杜城）【5】。

顺便说一句，此碑文非常重要。它大体说清楚了当今学者尚未搞清楚的为什么不能说杜甫是巩县人而只能说他是少陵人的原因。

原来杜预第10代孙杜依艺曾为巩县令，但后来调任为朝廷监察御史，所以长期居住在京城附近祖宗之地杜曲。而第11代孙杜易简（殿中侍御史、吏部员外郎）、杜审言（学士、尚书）兄弟，也一直居住杜曲。到杜审言的长子，即杜甫的父亲杜闲（朝议大夫、奉天令），可能为了办事方便（少陵距京城更近），将家由杜曲迁居于杜陵乡的少陵（具体地址无考，大概在今四府村和双竹村之间更靠近后者吧）。杜甫就是在父亲杜闲迁居杜陵以后才出生的。如上就是碑文中“父闲，徙杜陵，生公，而少陵乃公故里”的来历。注意，这里的杜陵是大地名，指乡；少陵，是小地名，指双竹村杜公祠附近（其上不远处有汉宣帝皇后许氏墓，故名少陵）。

这里必须解释一下杜陵、少陵的地名因革。

许多人（包括学者）都是由于迷误于杜陵、少陵之中不能自拔，所以始终搞不清楚杜甫之生地。原来，西汉宣帝最早营建陵墓于杜【6】，称杜陵。因陵设县，有了杜陵县，其地盘大约是长安城之南、东南以至秦岭主峰。它地处京畿，故归属京兆府。东汉因之。隋改长安城为大兴城，长安县为大兴县，杜陵县废，成为乡。唐太祖武德元年（618）在此称帝，改大兴城为长安城，撤大兴县，置万年县，杜陵仍为乡。太宗贞观时代，又撤万年县复长安县（这样，后来永淳元年[682]诗人骆宾王才有可能担任长安县主薄），杜陵还是乡。如前所云，少陵是许皇后之陵墓名称，距丈夫汉宣帝杜陵不远。少陵之名虽源于西汉，但其具体地址，却始终位于先叫做杜陵县而隋唐以后叫做杜陵乡之内的。杜曲，在杜陵之东南方，不属杜陵乡，所以，杜闲才有“徙杜陵”之举。而少陵，特指双竹村杜公祠附近杜闲家居所在处。杜甫生于此，故碑文中才有“徙杜陵，生公，少陵乃公故里”之言。

尽管迁居少陵，但杜甫家在杜曲的祖产（土地、房屋等）似还在，没有卖掉。所以，杜甫天宝年间（742-756）潜游曲江池时所写《曲江三章》云：“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可知，少陵由于距京城太近，可能虑及战乱。因此，他想“移家”回杜曲。因为那里既有“桑麻田”，而且离（终）南山也近一些，便于生殖、避祸。杜甫家居之少陵之具体地方，应该距今杜公祠不远，也是半原上，较高。因为，晚年（大历2年）杜甫在夔州登高，望见山川景象，不由想起故乡，写下以《九日》为题的5首诗。其中“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浐源”等，就是对童年少年家居生活的回忆——故乡樊川之菊开得非常烂漫，每至重阳，登上少陵原，可以看到菊花连片盈畔，一直向南绵延到浐河之源头（南山）。这里“故里樊川菊”，就是张治道碑文所引之句。还有，杜甫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也是对故乡的一种本能性的眷恋。

碑文还认为，少陵不仅是杜甫故乡，还是其寓居之处和作官为宦之处，三位一体。杜甫一生的主要活动，如上《三大礼赋》，任左拾遗，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救房琯等，也都发生在他住少陵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碑文下结论说，少陵作为杜甫“生与寓与宦”集于一身之地，更应建祠以祀。

（3）建祠者对杜甫人格的敬重以及对其身后寥落的感慨，觉得只有立祠祭祀，才能表达钦敬仰慕之情。碑文说，当时咸宁、长安两县之当道者，对“炎宦要进”，有求必应，“既为之身，又为之家”，相反对于故里先贤，却任其“埋灭弗闻”，甚至象杜甫这样寰宇知名的大诗人，其逝世数百年来，在其故乡“竟无一字一豆”祭祀之。

（4）建杜祠于此，还有达到“矧其诗，羽翼风雅，鼓吹六经”，以至于劝人“忠君爱国”的目的。

明代嘉靖年间创建杜公祠，也许还有其他目的，但无明文可证。从碑文看，大概的建祠原因，就是如上几个。

2，创建时的规模

张治道所撰碑文对此也有详细记载：“门一，前后堂二，各三楹，东西庑二，如堂；周以垣墙，树以柳、果；郁如葱如，巍乎焕焉。”

从这段碑文我们虽不能确知其面积有多大，但对其规模却可以大致了解。当时的杜公祠，有一大门；有前后两个堂殿；每个堂殿前都由三根立柱所构成；堂殿东、西两侧，有与堂相似的两个庑廊（或庑房），构成一个四合院。在门、堂殿、庑房的周围，筑有整整一圈垣墙。缘垣墙，又栽植了垂柳与果树。远远看去，树木郁郁葱葱，新建杜公祠隐现其间，既高耸巍峨，又光明鲜亮。

由此记载我们可以推测，杜公祠面积虽不甚大，但布局紧凑合理，整个建筑群体漂亮大方，耀人眼目。

二、历代重修情况

自明代嘉靖丙戌（1526年）创建杜公祠以来，屡颓屡修。

据石碑和县志记载，有案可查的共有6次。以下按时间顺序，笔者对历代重修情况大略做一考察。

（一）第1次重修是明穆宗隆庆己巳（1569年），由“三学生员许宗伊等”倡议，由“巡抚都御史杨公巍”主持。

严格地说，这次不能叫重修，只能算是将张治道“配享”于杜公祠内。

据明朝赐进士第嘉议大夫南京应天府府尹前大理寺太常少卿吏兵二科都给事中，赐一品服长安门人王鹤所撰碑文《太微张先生迎祀杜祠记》载：张先生既殁，“缙绅大夫咸谓其薄仕进，耽风雅，与杜同其里，又同宜并祀与祠，以彰德美。……隆庆丁卯，三学生员许宗伊等，状列先生文章气节数十事，上巡抚都御史二山杨公巍，愿以先生配杜公。曰：文章气节，先生余绪耳，乃其才经济，弗用士论。惜之，今奉以配杜，足慰贞曜之灵。揆之理法允当，诸生说甚是，遂下其状于司府，令查议入祀仪节。……杜祠始建时，设春秋二祀。……今从祀张先生，长安人，可令咸宁祀春，长安祀秋。财省而礼备，便甚。……乃卜日具礼，奉先生□于杜公之侧，事在己巳八月二十三日。”

由此碑可知，在张治道死后不久的隆庆丁卯（1567年），“三学生员许宗伊等”就上书，认为其“薄仕进，耽风雅，与杜同其里”，故“同宜并祀于祠”。于是，在两年之后的隆庆己巳（1569年）8月23日，便将张治道的像安置在杜甫之侧，举行了盛大典礼，使之同受民间香火祭拜。原来杜公祠每年祭祀两次，均为咸宁县主持。现因为张治道是长安人，故将祭祀两次的主持，改为每县祀一次：“咸宁祀春，长安祀秋。”张治道配享事，发生在隆庆己巳（1569年），王鹤为此事撰碑，却是8年以后明神宗万历5年（1577年）。

由于此碑文只说了这件事，而没有记载随着张治道配享，给杜公祠内增修了什么建筑。笔者不能臆测，姑存疑。

（二）第2次重修是清圣祖康熙五年（1666年），由咸宁县知县黄鼎主持。

《咸宁县志•祠祀志》详细记载了黄鼎本人撰写的《重修杜公祠记》，云：“世久祠残，相漓丹黄，正堂三楹，风雨不蔽。余趋拜于兹，读《太微》碑（即《太微张先生迎祀杜祠记》碑）于蔓草间，载始末最详。及观颓壁，有陈大经绝句：‘诗魂逐处染江烟，故里谁曾识象贤；冷落檐牙风雨里，几声啼鸟可人怜！’遂恻然有兴废之感。即捐俸募工，周方筑墙若干堵，为门舍一，扶正堂，而觉会之，丹涂之，色其像，正配享位，于左建庑舍，东西各三楹，环左右，树以柏、柳、花、果之属。仪门外作小舍，延子美裔孙遗桂与居，莳圹内地，奉时祭焉。完其室，俾母殄厥祀。祠成于康熙丙午四月三日，越明年九月，为之记。”

这次修复规模较大。从嘉靖丙戌年创建杜公祠到清康熙5年，整整140年风雨侵蚀，杜公祠已是“世久祠残，相漓丹黄，正堂三楹，风雨不蔽”。万历5年王鹤所撰《太微》碑也颓倒于荒草之中，旧典规定的“春秋两祀”早已无人举办。知县黄鼎见了，内心“恻然有兴废之感”，于是“捐俸募工”，进行修复。

黄鼎这次修建了门、舍、正堂，重新用油彩描饰了龛中的杜甫塑像，扶正了张治道配像，并新建了东、西各三楹庑房，周围栽植了柏、柳树及其他花果树，在仪门外又专门修房，延请杜甫后裔亲属居住，使之按时祭祀其祖宗。

这次修复其意义不可磨灭。首先，它使荒芜颓败的杜公祠香火得以延续，“城南第一名胜”得以保护。其次，作为封建士大夫，这种“捐俸”精神难能可贵。再次，最重要的是，由于杜甫“裔孙遗桂”亲自参与了修复工作，并被延请住进了仪门外之“小舍”，可知杜甫在少陵的故居肯定在此（或距此不远）。

（三）第3次重修是清圣祖康熙41年（1702年），由满人（长白人）达理善主持。

达理善亲自撰写的《新修杜工部祠记》载：“余年来随家君任所。……余客秦业经五载，曾按图考书，知咸宁城南有杜工部祠，古所称杜曲是也。其祠创自有明咸宁令张君，风霜兵燹，委榛莽茀草间者，多历年所矣。余特谒公祠，见其像脱落，堂倾圮，不禁喟然曰：公生长于斯，其精神魂魄亦当聚于斯，岂公生平沦落坎坷，而其遗像复处此不蔽风雨之地，是余之责也乎！”注意，达理善非本地人，误将杜陵认作杜曲。

据此可知，达氏重修杜祠原因是，由于“风霜兵燹”，杜公祠又是“像脱落，堂倾圮”，“委榛莽茀草间”。达氏住陕五年，每谒杜公祠，深感诗人一生“沦落坎坷”，死后遗像又“复处此不蔽风雨之地”，认为自己有责任修复它，使杜公祠重放光辉。

《新修杜公祠祠记》接着说：“因亟命匠石，辟旧地，营新居，斩材庀工，傍山造殿一区，周以墙垣，丹彟涂暨，粉饰装点。龛像另为改修，焕然一新焉。又就曲水旁构一亭，植以奇花异草。亭后为屋数椽，招僧居住，朝夕奉祀香火，以垂永久。登其堂，上倚崇山，下临溪水，去平地数十丈，脱尘埃，绝烦嚣。流水潺缓，与林木微风相映带。面对南山，山之巅崖峭壁紫绿万状，皆若争妍斗媚于远眺间。徘徊俯仰，今日堂庑整肃。飞甍巨桶，皆前日之苍烟白露而荆棘也。佳卉美树，列植交荫，皆前日之颓垣断壁而荒墟也。三阅月而工告竣。”

从这段话可看出，作者是怀着十分赞赏和欣慰的感情，来描述在自己努力下而修复一新的杜公祠的。这次工程规模更大，历时3个月。新修建筑，有：（1）“傍山造殿一区”，（2）周围筑墙并用彩色涂料粉饰装点，（3）改修龛像，（4）在水边增修一亭，（5）亭后修屋，招僧奉祀。

从现有资料看，这次重修有两个特点：一是继杜公祠创建之后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新旧建筑交相辉映，矗立于少陵原畔的樊川隈曲之处，使“城南第一名胜”更增其丽质。二是杜甫“裔孙遗桂”可能搬迁也可能已经死亡，只好“招僧奉祀”——由和尚祭祀了。

（四）第4次重修是清仁宗嘉庆9年（1804年），由杨调鼎主持。

这次重修没有留下石碑刻文，但《咸宁县志•卷十二》有记载：“旧祠在牛头寺南一里塔院之东【7】，毁于火。嘉庆九年，邑士人杨调鼎、王淳敬等请于巡抚。方公维甸，捐资改建于牛头寺东，与寺相属。神像配像如旧制，又修官亭、游廊、花亭十数楹，较旧祠规模宏远矣。”

这次重修，见于记录的文字不多，但有三个特点须注意：（1）与以往官府或官员出头倡议修建不同，这次是由民间倡议修建的。杨调鼎、王淳敬都是“邑士人”，换个说法就是“本乡本土的读书人”。（2）改换了杜公祠的地址。因为原杜公祠“毁于火”，而将其位置由原来的“牛头寺南一里塔院之东”迁移到“牛头寺东”，并“与寺相属”——与牛头寺连在一起。这也就是今天见到的杜公祠位置。（3）规模宏大。除了杜公祠内原来放置神像配像的堂殿“如旧制”仿造以外，又新修官亭、游廊、花亭等“十数楹”。

据此看来，当时的长安杜公祠土地可能没有今天的成都杜甫草堂那样大，但建筑恐怕比后者宏伟得多、漂亮得多，也多得多。因为成都杜甫草堂面积很大，但其中建筑较少。从创建杜公祠至此，历代修复杜公祠，似应以这次为最大。这是其历史上第3个黄金时代，也是它最骄傲时代。以后的重修，再没有大兴土木，而只限于修修补补了。

（五）第5次重修是清穆宗同治戊辰（1868年），由陕西布政使林寿图主持。

当时内阁中书谢章铤所撰写的《重修杜公部祠碑》说：“牛头寺旁之有杜工部祠，旧矣。按：工部虽籍襄阳，而实出长安之杜。故其诗曰‘杜陵布衣’，曰‘少陵野老’，曰‘杜曲桑麻田’，盖本源邱首之思也。况工部忠君尽国，而长安为唐帝都，是当年献《大礼赋》、咏《早朝》诗之地也。魂魄有知，尚当恋此，矧其为桑梓欤！然则于此祠杜，岂不宜哉？吾友颖叔方伯，有志于杜者也，以大京兆出为陕藩。是时，陕方用兵。坏门破堡，千里无色，崇坛巨庙，荡为微尘，而杜祠亦颓然于荒砾乱草，固其小焉者也……。越同治戊辰，余游秦。于是颖叔在官六年矣。大府日奏升平，百废俱举，木石之声，不绝于道，而颖叔方以归养请。既去官，数月乃出，资修兹祠，曰：‘此亦余夙昔之志也。’中为堂室，翼以扶廊，左辟游宴之所，右旧有文昌宫，亦新焉，杂树、花木、庀器用，凡祠之应有者略备。兴工于某日，共糜金钱若干，其详例载碑阴。”

很明显，林寿图重修的杜公祠，系杨调鼎所重修的“牛头寺东”之新址。林寿图认为，杜甫祠堂建在长安最为名正言顺：一是因为杜甫“虽籍襄阳，而实出长安之杜”；二是因为“长安为唐帝都”，也是杜甫汲汲于求宧的地方；因此把长安作为杜甫“桑梓”最为适宜。这些都与创建杜公祠时张治道、吉棠等人的看法一致。由于当时陕西连年战火，杜祠再次“颓然于荒砾乱草”之中。林寿图本人喜欢作诗，又极爱杜甫，再加之由大京兆外放为陕西布政使，有机会也有能力偿还自己修杜祠的“夙昔之志”，于是便有了这次“资修兹祠”的工程。

虽然“碑阴”详载的动工和竣工日期、耗费金钱数目，由于该碑镶嵌在今天杜祠右后侧的墙壁中而无法看到，但从碑文里也还可以大略看出，这次重修规模不大，不过是“中为堂室，翼以扶廊，左辟游宴之所，右旧有文昌宫，亦新焉，杂树、花木、庀器用，凡祠之应有者略备”而已。

（六）第6次重修是清德宗光绪丁亥（1887年），由叶伯英主持。

叶伯英当时任兵部侍郎兼抚陕使者，在他亲自撰写的《重修杜工部祠堂碑记》中说：“同治中，林颖叔方伯（林寿图——笔者）举而新之。越廿年，而倾圮如故。余以去秋瞻拜遗像，恻然有兴废之感，因与李菊圃方伯用清怀清观察曾铄捐俸重修，委直剌张宏远董其事。榱栋之阤者，复之；户牖之朽者，更之；垣墉瓴甓之颓破者，完整之；并筑亭于院东隙地，以供游人吟眺焉。弥月毕工。黝垩丹漆共费钱千数百缗。似此，足以妥公灵矣。”

由此可知，林寿图所重建的杜公祠，到光绪13年又“倾颓如故”。叶伯英见此，于是和李菊圃、曾铄三人合伙“捐俸重修”。这次重修，仅限于扶正那些滑落脱位的椽栋，换换腐朽的门窗，修补垣墙而已，纯粹是一次小规模修理。新建的建筑只有院东一个小亭。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小的一次修复。

通过以上简略考察杜公祠历代修葺情况，可以归纳出如下粗浅结论：

（1）杜公祠盛衰与国家政治治乱密切相关，世治则气象巍焕，世乱则倾圮坍塌。每次毁坏，不出兵、火两个原因。（2）杜公祠创建至今459年中，晚清以来300多年，一直是作为长安“城南第一名胜”而蜚声全国，从中央或外省来陕官员，莫不趋拜于兹，并以能捐献俸禄资修杜祠为荣。（3）除第一次重修没有记载增修情况外，其余每次重修，在修复原建筑基础上，都有新建项目增加。（4）修杜祠虽然有几次是官府所为，但主要方式还是以官员个人的名义“捐俸”或民间集体“集资”。（5）杜公祠地址迁移过一次。

三、现存规模及笔者建议

（一）现存规模

杜公祠自光绪13年（1887年）兵部侍郎兼抚陕使者叶伯英重修过后，至今100年来，再无人过问，无人修缮。近年随着全国一些知名学者、专家、教授，目睹杜公祠荒凉不堪，而投文于《光明日报》等全国性大报纸以来，1985年陕西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才开始对其稍作注意。在这100年里，据《采访册》和《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载：光绪26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仓惶逃入西安。因为杜公祠旁之牛头寺的潭水“味甘冽，取之不竭”，遂令当地官员于此取水“供行在之用”。这个卖国女皇只知取水，从未修理过杜祠，几个月后便返回北京。光绪27年（1901年），清军甘肃部队曾驻扎于杜公祠，毁祠。此后一直遭到军阀和国民党军队长期破坏。1949年西安解放后，倾圮的杜公祠曾被改装修理，一度作为长安县红旗中学的校址。“文革”中“红卫兵”运动兴起，随着学校解散和关闭，杜公祠也几乎破坏罄尽，仅有房舍被长安县“教育革命”办公室占用至今。

现在的杜公祠，缘少陵原有一座坐东朝西的破烂大殿。殿内蛛网密布，灰尘弥漫。正面高龛上有一尊油漆剥落、满身尘垢、面目呆滞的杜甫塑像，望之可怜可悲。像侧有《唐杜文贞公遗像碑》。除此之外，殿内四壁空空如也。殿前左右两侧，有同样破烂的庑房各二楹。再加上与殿正对的杜公祠大门（新近才用红油漆刷过）及与门平行的数间阴暗肮脏的瓦房，自然形成一个四合院。四合院中遍植乔木灌木，一年四季倒也蓊蓊郁郁的。

大殿右后侧有一简陋粗糙的碑廊，或叫做碑墙更准确一些，镶嵌着6块石碑。笔者曾冒隆冬严寒和夏日溽暑蚊虫叮咬，多次去辨认和抄写碑文。石碑十分杂乱，笔者今按时代顺序以次录出，以俾纂修地方志和好于此道的同好参考。计开：（1）张治道撰许宗鲁书《创建唐工部员外郎杜子美先生祠堂记》（1542年）；（2）王鹤撰梁栋书《太微张先生迎祀杜祠记》（1577年）；（3）达理善撰《重修杜工部祠记》（1702年）；（4）谢章铤撰林寿图书《重修杜工部祠碑》（1868年）；（5）叶伯英撰并书《重修杜工部祠堂碑记》（1887年）；（6）有晦撰《守护法藏诫文》（此系牛头寺逸碑，与杜公祠无涉，故从略）。大殿左后侧一小门后有一口古井（可能就是当年那个“味甘冽，取之不竭”之水潭遗址）。再往后，就是少陵原顶巅。其上古柏森然如盖，俯罩杜公祠。

杜公祠一墙之隔的右院是牛头寺。据《咸宁县志•卷四》所录宋代张礼《游城南记》载，牛头寺是牛头山第一祖遍照禅师所居之地。唐德宗贞元11年（795年）建，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7年左右）改名为福昌寺。牛头寺系全国知名寺院。《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载：“牛头寺前对神禾原，俯瞰华原（疑为“严”——笔者）川，南山拥翠，近接咫尺。院中老槐如龙，云是唐植，古柏紫荆，亦数百年间物。有宋乾符陀尼经幢一。光绪间，东霞禅师曾修山门、佛殿、左右庑廊。……殿前四季柏，四季皆花。”记载十分真切！牛头寺虽说现已毁坏，但《续志》所载之“唐槐”、“古柏”、“紫荆”、“陀罗尼经幢”等依然存在。笔者有专文介绍牛头寺，此处略。牛头寺与杜公祠互相映照，相得益彰。凡来瞻仰杜公祠者，莫不顺便游览牛头寺遗址，一举两得。可以说，牛头寺作为杜公祠之陪衬景物，使杜公祠更加幽美。

（二）笔者建议

根据杜公祠目前状况，结合其历史沿革，笔者觉得，杜公祠作为大诗人杜甫“生与寓与宧”三位一体的地方，又曾作为长安“城南第一名胜”，不管从历史性还是现实性看，我认为，都应该予以充分重视。西安之所以是历史名城，就因为它周围有星罗棋布的名胜古迹。倘若抛开这一处一处零星古迹于不顾，仅仅经营那几个保存较好的孤零古迹点，就会使其变得单调乏味，失去“历史名城”内涵。何况，在专家学者眼中，像长安杜公祠及韩城司马迁祠之类，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可能比乾陵、昭陵更有魅力。陕西可以大兴土木，对历史上并不光彩的杨贵妃陵墓青眼相加，但对作品被译为几十种文字，研究专著堆积如山的世界著名诗人杜甫却白眼对待。这真是令人难以索解的事情！

有鉴于此，笔者有以下两点建议：

（1）重修杜公祠

杜公祠地理独特，环境优雅，近可观樊川胜景，远可望终南翠峰，距西安市区及长安县城很近，现又留有旧址，恢复不难。况其与牛头寺和杨虎城将军陵园都是一墙之隔，西北饭店、长安宾馆亦近在咫尺，稍加修葺，派人管理，就可开辟为西安近郊一个有名旅游点，以慰全国文人学者之渴念。倘后有余力，再图扩展，逐渐恢复“城南第一名胜”旧观。以人民政府之财力物力，做到这些，恐怕比当年黄鼎、达理善、杨调鼎等私人捐俸或民间募资，来重修杜公祠要容易多了。

（2）新修地方志必须重新考察，客观记载

如果新修陕西地方志（包括西安市志、长安县志等），应对杜公祠现存文物作一详细考察，并记录在案。特别是那6方石碑上的文字，应逐字抄录，载入地方志“祠祀卷”或“名胜卷”，以备后人查阅参考。这是珍贵的文物资料，千万不可再任其殄灭！

笔者二人在写这篇文章时，由于见诸文字的材料不多，也不准确，曾被迫反复多次实地考察，摩挲古碑，逐字辨认抄写，搜集资料。在此，笔者愿将自己所搜集的所有资料，奉送陕西省地方志委员会或《陕西地方志通讯》杂志社，以冀故乡这一古迹名胜不被埋没。微末寸心，谨望理解。

原载《陕西地方志通讯》（西安）1987年第1期

注释：

【1】除注释中注明出处者外，其他主要引文，来自于笔者亲自抄录的石刻碑文。

【2】“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是唐朝的民谚。其意为，京城长安之南郊的韦曲和杜曲，是最接近天（暗指天子、皇帝）的地方。韦曲，是与杜曲并驾齐驱甚至更胜一筹的京城南郊之乡镇，现在是长安县城。它距唐代京城只有3公里左右（以明德门为准），是中国韦姓最高郡望所在地。西汉丞相韦贤、韦玄成父子在此定居，可能播下韦氏一族，历代繁衍。其后东汉韦诞，北魏韦彧，北周韦孝宽、韦总，隋韦师、韦仁寿等，虽不一定是韦贤后裔，但也都以韦曲为桑梓，形成了“韦氏九派”——九支后裔。北宋张礼《游城南记》云：“城南诸韦，聚处韦曲”，就说的是这件事。张礼这次游韦曲时，就住在韦氏九支之一的韦尧夫（北宋进士）家里，还浏览了名胜——其祖先所建的“逍遥公读书台”。按，韦尧夫的祖先是北周的韦夐（韦孝宽之兄），生活简朴，志向淡泊，明帝称他为“逍遥公”。此公好静，亦好山水，喜读书，建有读书台，号为“逍遥公读书台”。从汉至唐，这九派累世都有人任高官显宦，也都转化为地道的韦曲人。唐代更不得了，仅韦曲一地就出产皇后、宰相级人物十多个，如韦皇后、韦巨源、韦安石等。此后，又有著名诗人韦庄、韦应物等……简直数不胜数。

杜曲镇是城南唯一可与韦曲抗衡之地。

古长安，尧舜禹时代，称杜。西周时，武王分封子弟一支于此，叫杜主。此小诸侯国之首都即今西安市南郊的杜城。西汉建都长安后，杜城仍在，附廓于汉长安东南角——距离极近，可以说是长安城下。刘病已（汉宣帝）年轻时贫寒，未当皇帝，经常来此玩耍。但此杜非彼杜。杜曲不是杜城，是客镇——即在朝廷做大官的外乡人建立的乡镇。从史书看，最早有西汉杜延年，先随父杜周被迁徙茂陵，后积官，至太仆、封侯。为上朝方便，可能开始在杜曲营居。还有西汉杜钦，东汉杜笃、杜度，三国（魏）杜畿、杜恕等，据史书载，均为杜陵人，但不知是否就居于杜曲。由于汉宣帝营建陵墓于杜，因陵设了杜陵县。唐以后，杜陵乡、杜曲乡都归属于长安县（即原杜陵县）管辖。所以，西汉以后若说某某是杜陵人，只能说他是杜陵县的人或居住在杜陵县的人，而不能说他就一定住在杜曲。

但杜延年（即杜预）这一支却可以基本确定是住在杜曲的。因为，西汉长安近郊如韦曲那样的好地方（有水、有原、有池、有隰、有林木等），早已被其他大姓瓜分磬尽。如果杜延年要营居于长安，他只能选择稍微远一点儿的地方（如杜曲）。与韦氏一样，京兆杜氏（城南诸杜）也有很多支派，不止杜延年一支，其达官显宦也很多。可以肯定的是，杜甫家族亦是诸杜中声望最显赫之一。因为，如前所云，从杜预以来，其家也出过一些宰相级官员。

【3】《晋书•杜预传》：“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这可能是说，其祖先杜延年曾营居杜曲（西汉、东汉等都归京兆府杜陵县管辖），此后数代都聚族于此吧？不管怎么说，杜氏一族从杜延年、杜预开始，就一直没有摆脱过与杜陵的关系。

【4】【5】【6】参见注释【2】。

【7】由此可知，杜甫之真正故里，不是今杜公祠，而是其南一里左右塔院附近的原杜公祠，亦即张治道等最先建立的杜公祠。

原载《陕西地方志通讯》（西安）1987年第1期

【背景说明】1，此文发表时由于篇幅限制，在不影响正文传达的情况下注释全被取消，文中个别地方也有删略。现以当年手稿为准，全部予以恢复。2，此文被日本学者看好，多年前已被日本网络揭载。3，多年来常有读者索取本文原文，因为他们在很多“索引”上能查到题目，但见不到原文。这次特全文揭载于此，供同好者批评。

作者：李珺平，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张喜洋，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