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28 10:02:21)发表于另一个博客，今转载于此

“长安”取代“西安”之文化溯源及意义

——西安研究之一

李珺平

原载《城市文化评论》（第5卷）花城出版社2010年5月版

摘要：呼吁用“长安”取代西安只是话题。作为一种城市文化研究，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围绕“长安”建都以来对于汉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的符号意义。本文认为，长安作为与雅典、罗马、开罗齐名的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国内其他任何一个城市所无法比拟的意味。它是汉民族乃至广义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在这里，周文王，尤其周武王，运筹帷幄，以仁义为手段，逐渐蚕食并最终取得了对于“天下”的统治权，也在这里，周公制礼作乐，草创了后来被孔子五体投地加以认同（“述而不作”）并佩服（“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其后，秦、汉、唐等以之为首都，使中华文明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得以巩固并弘扬开来，成为世界文明和世界文化之一。从这个角度说，“长安”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具有孕育并产生中华母体文化和文明的意义。它不仅有3142年的建城史，也有与雅典、罗马、开罗等世界文明古都抗衡的资格。这种资格，是国内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本文还追溯了近年来国内和华人圈内关于“长安”取代西安的呼声及讨论，分析了“取代”行为对复兴中华文化和凝聚人心的功能，也谈了“取代”之后某些具体地名改换的设想，还对“长安”本埠学者提出了希望。

关键词：长安；西安；文化溯源；意义；

1

2001年长安撤县设区，成为西安市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意味着，西安市有了自己的“后院”，有了递度和纵深感，进而作为“关中经济带”的龙头市，作为引领陕西乃至大西北经济、文化建设，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前店”，其地域不再局狭、拥挤、嘈杂。这是西安的喜事，更是陕西的荣幸！当时，笔者曾写了《“长安设区”对于陕西经济文化发展的品牌意义》一文为之鼓吹。时至今日，“长安”虽仍是西安市一个区的名称，但它在世界上的名声却仍比后者大得多、古老得多。在世界各国封存已久的古老典籍和政府档案中，“长安”之名仍占据最主要部分。因此，只应当把长安设区看成西安、陕西和西北经济、文化开始变革的第一步，而不是终点。紧接着，也许就应该是，用“长安”取代西安。

用“长安”取代西安，如果真能这样，它作为一个触媒，便有可能成为启动陕西经济、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的蝴蝶事件，成为大西北经济逐步发达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推动力，也成为复兴整个中华文化、满足中华民族太平、幸福渴望的第一信号。

2

用“长安”取代西安，绝不是异想天开，也不是贪天之功。事实是，2001年，一批有远见的上海学者已正式向国务院提出了动议，《文摘报》曾全文转载。

这些学者的理由有三：首先，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中的三个——希腊的雅典、意大利的罗马、埃及的开罗——都没有改名，唯独中国将最具人类文明意味、最具中华民族文化特点的“长安”之名改掉了。其次，“长安”不仅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在某种状况下达到某种高度的符号——它在东、西方洋洋大观、浩如烟海、用各种文字记载的文件中，触目皆是，但在当今的中国地图上，却几乎连踪影也找不到，有文明消逝之憾。最后，不仅老外，就是正宗中国人，在漫游中华大地时，也往往不知道今天的西安就是古老的长安。这样，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它都丧失了作为世界文明古都和文化旅游大都会的优势，也丧失了本民族凝聚人心和振兴自信心的品牌效应。【1】

我真佩服上海人的见识和雅量！

初见此动议，作为一介学人，作为身在外地而关心陕西的游子，我尤其脸红。当国内许多地方为子虚乌有的假古董（□□墓、□□遗址……）打官司，不惜诉诸法律，争得头破血流时，陕西这个自称文化大省和中华文明发祥地的地方，却毫不痛惜地浪费“长安”这一珍贵得无可比拟的文化资源，真让人泄气，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本省、本市的事儿反要上海人越俎代庖予以操劳，成何体统？应该说，它强烈地反衬了陕西本埠、西北学者以及本地政府官员观念的滞后、保守和无所作为。

3

当然，上海学者不是为陕西讨公道，而是为了中华民族大业的复兴。

“长安”，是中华民族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文化品牌和独一无二的冠名权。它恰巧就在陕西，无可争议。世界人都知道“没有到过长安等于没有到过中国”，这是实情。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2004年俄罗斯总统普京、2007年法国总统萨科奇等……首次访问中国，都要求先到“长安”兜一圈。尤其是克林顿那一次，最为隆重，中国政府专门为他举行了万众瞩目的入城式。这是因为，克林顿认为，要走进中国，只有经由长安。对克林顿个人来说，亲自踩上长安的土地，他才踏实了，才油然而生一种身临古国的感觉；而作为美国总统身份，也才意味着从中国政府手中获得了一窥中华文化“芝麻开门”的金钥匙。

如果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和文化史，那么有3000多年是以“长安”为首都的。这是什么样的首都啊？是周、秦、汉、唐的首都，是中华民族最强盛时代的首都。“长安”既是中华文明曙光崭露头角之地，又是中华母体文化孕育之温床。

“长安”之东南40多公里灞河之畔的公王岭是蓝田猿人（古地磁测定为距今约110万年至115万年之间）栖息之处，古长安之东10公里左右浐河之滨是半坡人（距今5600－6700年之间，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居住之地。作为中华母体文化代表之一的儒学，其核心就是发源于“长安”的西周文化。孔丘虽然是东周时代鲁国人，但其五体投地予以认同并真心诚意佩服并毕生传播的却是西周文化。孔丘云：“述而不作。”【2】又云：“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可见孔丘所传，无非周公旦所创立和制定的一套西周礼制文化。作为另一文化代表的道家之学，也是周文化的一个部分。据《史记》载，老子虽是楚国人，但身份却是“周守藏室之史也。”【4】今人考证，此即东周国家图书馆馆长。所以，老子的学问，同样是在学习、吸收、过滤并品咂周文化的过程中孕育并诞生的。《道德经》就是老子接受函谷关令尹喜之邀，在“长安”西南之隅70公里左右的秦岭脚下、黑河之畔的“楼观台”——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写出来的。中华母体文化的其他门派如墨家、法家等，据研究，亦皆与儒家相关，亦皆接受了《诗》、《书》、《礼》、《乐》等中华母体文化原典的滋养而发生的。这些原典，无一不是西周文化的积淀和代表。

催生了中华母体文化并滋乳出许多亚文化的西周时代，其首都丰京（公元前1134年建）、镐京，就建立在古长安的沣河岸边。它是古长安的雏形，也是古长安作为中华帝京的肇始点。周族舍弃岐山，东迁并建都丰京，才开始有了完整的社会形式和组织形式，有了根深叶茂的文化制度，也才开始掌握全国政权并开始了名义上面向全国的统治。在这里，周文王，尤其周武王运筹帷幄，以仁义为手段，逐渐蚕食并最终取得了对于“天下”的统治权。也在这里，周公制礼作乐，草创了如前已述的被孔丘、老子等或继承或批评并四处传扬开来的礼乐或反礼乐文化。可以说，丰京、镐京成就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也成就了周文化。在《诗经》的“风”“雅”“颂”中，可以看到周族之内和之外各个诸侯国、各个阶层（包括王族）的生活状况，看到整体周文化（亦即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度。难怪德国大文豪歌德曾由衷慨叹，说自己祖先还是猴子，还在森林里生活时，中国人就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和鼎盛的文化。【5】歌德所指，当然不是明、清文化，而是西周文化、中华母体文化，以及代表者儒家、道家等。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彼何人哉？”【6】这首著名诗歌，是平王东迁首都至洛阳以后，东周王朝一位大夫到镐京来，见到宗庙、宫殿已经损毁，长了庄稼，不胜伤感写下的。但平王迁走的是首都，播迁开来的却是西周文化。随着东迁，西周文化越发蔓延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孔丘、老子也才有机会全面接触并掌握它，在各国庠、序中接受教育的小孩子也才有可能濡染它。必须提及的是，就连楚国这样被当时中原人认为是蛮荒之地的国度，这时也完全认同了周文化，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浸润和覆盖。楚王族如屈原等，对周文化接受和认同之执拗程度，似乎比北方学者更甚。王国维说屈原“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7】，就是这个意思。屈原悲愤之极而投汨罗江，以死实践了周文化的苛刻要求。

其后，秦、汉、唐等朝代，特别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等人，以“长安”为首都，使中华文明和文化从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得以巩固、丰富、扩展并弘扬开来，北向大漠，南至百越、印度、爪洼，东达朝鲜、日本，西经中东而进入欧洲，成为与其他文明和文化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的世界性文明和文化之一。从这个角度说，“长安”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具有孕育并产生中华母体文化和文明的意义，也具有发展并传播中华母体文化和文明的意义。这一资格，国内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具备。从西周的丰京、镐京建都开始，到秦都咸阳、汉都长安……乃至隋、唐之都长安，古长安一直扎根在这秦岭北麓、渭河两岸方圆100多公里的地方，虽辗转挪移，但永固难徙。从丰京建造至今，它作为一座世界性都市已有3142年的历史；而作为中华民族的首都也有整整13个朝代（还有学者认为是17朝）的延续。屈指算算，在西方，在东方，在整个5大洲，有几个建城、建都历史如此长久的城市，有几个能超过“长安”或与之齐名的？确实，是长安，成就了中国历史，也成就了中华文明和文化。

中国人自称“汉人”、“汉族”，世界许多城市有“唐人街”，这显然是汉朝、唐朝兴盛以后的事儿，是后来的中国人以“汉”、“唐”为荣的集体潜意识在遭遇异域困境之后的无意识迸发。为什么中国人不称自己是“明”人、“清”人？不称自己的居住地为“明人街”、“清人街”？原因就在于，他们对“汉”、“唐”的透入肺腑的认可。这是没有办法的！世界各国大都将中国、中国人叫China，Chinese。据历史学家武伯纶先生考证，这种称呼是经由古代印度梵文Cina，Chinas，阿拉伯文Cyn或Sin，拉丁文Thin，Thinae的演变，进而传入西方和整个世界的。它们都是“秦”（Chin）的一音之转，是“秦”的译音。武伯纶还认为，印度古时亦称中国为“震旦”。“震”即秦，“旦”即斯坦，合起来，即秦地的意思。【8】这些称呼，显然不是中国人自吹起来的，而是东、西方各民族对“秦”的尊重和仰慕。顺便指出，1903年由马相伯创立的震旦学院（1937年改为大学，解放后其各个学院被并入复旦大学等）。之所以取名“震旦”，也是此意。由上可知，这些以周、秦、汉、唐为标识并驰誉世界，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之自豪、为之精神一振的东西，不管其溯源还是各个细部的体现，都与“长安”（而不是西安）分不开。

奇怪的是，自首都搬出“长安”，中华民族就开始走下坡路。从偏安一隅的北、南宋，到被异族侵略、以至整个吞并的元、清，中间只有朱明王朝稍微中兴——但这种所谓的中兴，怎么能和周、秦、汉、唐的盛世媲美？由此来看，说不定长安这块土地下面当真蕴蓄着中华民族的勃勃元气，而上空当真笼罩着中华民族振兴的五彩祥云！【9】

我终于理解上海学者的美好期盼了——“长安”就是承载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一个符号，一个遥远而真实的梦，一个渴望复兴的梦。

4

“长安”这一名称的有无、盛衰与汉民族的振兴、荣辱，惊人地巧合。宋以后，首都被迫东迁，但长安一直叫作京兆府，无任何地区——即便是最飞扬跋扈的朝代——敢于僭越。【10】只有侵略者“元”曾倒行逆施，将长安改为“奉元路”——一个充满了侮辱、蔑视意味的名称，下文再述。但一到明洪武9年（1378）汉人重新掌政，立刻又改了回来。

遗憾的是，“安”改回来了，“长”却被丢掉，一变为“西”。它说明，朱元璋只想稳定西部，巩固朱家一姓之天下，而缺乏从全民族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能力。朱元璋这个先前做过皇觉寺小和尚而后来做过江南大匪首的人，一旦掌权做皇帝，就开始了铁腕统治。他独尊理学，以“三纲五常”愚民，删除孟轲“民贵君轻”之议论，大兴文字狱。到他的后代手里，竟然实施“海禁”，断绝国家之间正常的经济贸易，以致引发倭寇边患……把本来有一线希望走入上坡路的中国，先变成一个“大村庄”，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11】，继而又无端端地变成一座黑沉沉的大监狱。这种以高压意识形态和特务手段所维系的政权，勉强撑持了276年，被另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满清所取代。所以说，不管“西安”也好“安西”也罢，所表达的只是朱明王朝希望西北一隅平安的可怜愿望。

但即使是这种可怜愿望也没有实现，李自成起义恰恰就是从这个王朝所命名的西安附近开始的。它一旦爆发，就迅速蔓延，直指四川、西北、西南，乃至整个中部，最后震动全国。事实上，朱明王朝就是被这场起义摧毁的。这说明，只考虑一隅安全而忽视全民族繁荣，是不行的；只希望西安成为西北屏障，而不考虑“长安”所寄寓的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吉祥意义，也是不行的；不将这种意义作为一种唤醒民族振兴的符号，作为一种满足民族期待（和谐和平安全安定）的旗帜，更是不行的。不幸的是，接替朱明王朝走上历史舞台的满清统治者，也犯了同一错误。从此，“长安”永久消失而西安顺理成章地延续下来。中华民族也似噩运当头，至今仍不能居世界前列。

5

当然问题决不如此简单！好像只要用“长安”取代西安，中华民族就彻底复兴了。

笔者的意思是，“长安”从侵略者元开始被改为“奉元路”以后，其本名一直没有得到回复。如前所述，所谓“奉元路”，其实是一个充满了民族压迫、歧视和极具嘲讽意味的名称。从元统治者讲，“奉元”就是要求“尊奉元朝为正朔”的意思，就是明目张胆取消汉人周、秦、汉、唐古都称谓，以删除并覆盖汉文化发祥地独特意蕴的行为。这一招果然奏效！在享有世界盛誉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已无“长安”之名。马可•波罗基本上是在一种对真正黄土文化和汉文化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写作的。在他看来，中国就是契丹，契丹就是中国。好像中国历来就不是一种农业文明而是一种游牧文明似的。

元统治者这种做法，对于具有“尊祖事上”、“夷夏大防”汉族传统知识人来说，是一种挑衅、一种侮辱、一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事。所以，朱元璋上台伊始，“奉元路”马上就被改掉了。这当然也是汉民族自尊心的表现。实际上，在追随朱元璋推翻元的过程中，有些人可能并不一定奔着朱元璋本人而来，也不一定对其事业感兴趣，而纯粹是民族自尊心的膨胀或满足。因此，朱元璋取消“奉元路”名称，确实是一件顺应民心之事，但不恢复“长安”之名而改为西安，却十足暴露了他心底的“小”。

俱往矣。华夏大地上的民族纷争，伴随着大一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成为陈年旧事。所有少数民族都平等地融入了新的体制，变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主义”消弭了狭义的民族信仰、隔阂与仇恨，而一种渴望富裕、富强、自由和民主，渴望进入和谐社会的意愿，也正在成为政府和当代中国人共同追寻的目标。

6

在这种情况下，用“长安”取代西安还有没有意义呢？笔者认为，有，用一句俏皮话说，“肯定确定以及一定”有！这里，除附和前面上海学者倡议外，我觉得，在考虑恢复“长安”这个名称时，还特别要提请注意的是，必须认真阐释这一名称下所存在的“世界文化”、“旅游”和“凝聚民心”的三大客观意义。

先说“世界文化”意义。与开罗、雅典、罗马相同，“长安”是世界文明四大古都之一。世界文明有很多，按梁启超的说法，有4种，按斯宾格勒的说法，有8种，按汤因比的说法，多达21种，但具几千年文化传承和独特意义的古都却不多。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说“四大古都”而不说“八大古都”或“二十一大古都”的原因。还有，“长安”是古都，但“西安”却不可能是，因为从朱明王朝至今，“西安”作为地域性城市的名称，只有区区几百年历史。即使勉强让它进入，其地位也岌岌可危、极其尴尬。它无法承担起孕育并产生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母体文化的古老地名的重任。

其次说“旅游”意义。在开罗、雅典、罗马旅游，人们心情复杂而又新奇。这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亲身回忆并体味古代阿拉伯人、希腊人、罗马人的生活情趣。在“长安”旅游，也一样。在开罗、雅典、罗马、长安这些称谓下，囊括着游人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活动。因为在一个真正的古都，其文明和文化遗址是历朝历代积淀下来的。它们重重叠叠、密密匝匝，不可枚举。每一个遗址，都连带着该民族历史上一个或多个著名的或曲折的故事。有时，只须目睹一下这些破败之处，就会涌现出一种浓重的排解不开的感情。有时，一句简单的诗，也会使人浮想联翩。如“长安一片月。”看到它，你马上会联想到千万妇女在长安月下浣衣、捣衣的宏大场面，一股化解不开的古情古意顿然袭上心头。如果将它改为“西安一片月”，该是多么乏味？“长安市上酒家眠。”看到它，你又会想起李白在闹市醉酒、无法应诏的情景。甚至连其憨态——很愿应诏但醉酒无法去，又要自嘲、说硬话——都能够浮现出来。假如将它改为“西安市上酒店眠”，该是多么庸俗？又如“西北望长安。”这是南宋人的诗句，是首都搬出长安之后辛弃疾的悲怆之言。尽管如此，其中所透露的故国之思和沉郁顿挫之气，仍使你久久不能释怀。如果把它改为“西北望西安”，该是多么可笑、无趣？原先包含的“思”和“气”完全消泯了，剩下的只是一种状况介绍，一种语句不通的胡话。可见，作为文化古都的名称“长安”，是不可随意置换的。它是一种富于蕴积的符号。用英国人贝尔的话说，是一个“有意味的符号”。只要你看到它、说出它，无须任何解释，其不尽之意已潜含其间，并悄然浮现。

最后说“凝聚民心”意义。所谓“凝聚民心”，主要针对目前创造和谐社会的需要而言。“长安”不仅是住在现今西安地区的人的居所，更是中华整体文化和文明的一个象征。凡象征物，必对应一个被象征的、包含着丰富寓意的本体（所谓“客观对应物”）。这个本体是什么？那就是全民族上上下下的一种精神性企盼，既包括统治者也包括普通人民。“长安”，最初的取名就暗含着取名者（统治者）的美好寓意，当然它也是老百姓的真切愿望。古代中国人有句俗语：“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这是一种没有出息但又充满了血泪和辛酸的犬儒主义格言。它表达了古代中国人对统治者为争夺权力而导演的无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给普通人带来无限痛苦的丑陋闹剧的愤怒，也表达了渴望太平而不得的无奈。“长安”，就是永久平安、长治久安之意。用“长安”取代西安，虽不能一蹴而就实现永久太平的夙愿，但最起码可以表明政府实施宪政，实施“以人为本”方针，关注每一个人幸福，以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也给中华民族发出了一个信号。而信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吸引眼球，带来凝聚民心的效应。

7

上海学者提出此动议后，陕西最先响应者寥寥，似只在西安公路学院、西北建筑工程学院等合并时所注册的新校名——“长安大学”——上体现出来。尽管如此，它也是一个好兆头！有人说，“长安大学”改名是失败的，我不这样认为，相反觉得改得很好、很成功！如果这所大学只想继续保持并扩展现有的公路交通、建筑工程等专业而不想走综合大学之路的话，任其返回原来的名称是可以的；但如果它确实想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走综合型、研究型之路，那么，取名“长安大学”就非常必要。它可以挟古“长安”的文明和文化声望之雄风，像日本的京都大学、奈良大学一样做强做大，成为全球著名大学。如果“长安”真的取代了西安，其本身拥有的深厚宏大的“地望”力量就会迅速被释放出来，将可能使“长安大学”更上一层楼。现今如果听它不入耳，是因为不习惯，也是因为近代以来“长安”一直作为一个县、一个区的名称有关。试想，如果500年来“北京”也只是河北地区某一乡镇或村庄的名字，那今天听人叫“北京□□大学”，也会觉得不气派的。

还有人担心，如果用“长安”取代了“西安”，那今天的“长安区”名称又该如何改呢？这个担心更是杞人之忧，也太小觑人了！难道数百万人口的西安、几千万人口的陕西连这个智慧都没有？不可能的。在我看来，最简便、可行的方法，就是将“长安区”改为“韦曲区”。韦曲，是中国韦姓的发祥地和聚集地。西汉丞相韦贤、韦玄成父子开始在此定居，其后有东汉韦诞，北魏韦彧，北周韦孝宽、韦总，隋韦师、韦仁寿等。唐代更不得了，仅韦曲的韦家一门就出产了皇后、宰相好多个，最著名如韦皇后、韦巨源、韦安石等。此后，又有著名诗人韦庄、韦应物……简直数不胜数。所以，用“韦曲区”取代长安区并不算辱没。而且，现在的长安区政府从城区西大街搬出后，恰好一直就设在这个历史悠久的韦曲镇。【12】从那时至今，它一直是“长安”城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所以，如果“长安”取代了西安，那么今天的长安区正好可以改名为“韦曲区”。至于改名前后各单位名称的衔接问题，由各单位及上级部门的相关人员考虑。在科技现代化的今天，这些都不是什么难事儿。若夸大它，恰好中了部分公务人员为自己懒散找借口的计谋。

有人可能会说，国内其他大城市为什么不改名？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1）其他大城市的名称可能千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动过；（2）即使有变动，也可能是变动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恰当；（3）它们今天的名称可能正好适合其历史上的地位，甚至有所扩展；（4）它们都不是世界四大文明古都，没有像古“长安”这样具有一种体现中华文明曙光和孕育中华母体文化温床的特殊作用；（5）它们虽也经历过千年沧桑，但没有像古长安这样遭受过如此创痛巨深的、由中心移位带来的困惑。在某种意义上，古长安的历史可以说是古老中华民族的缩影，是昔日辉煌后来却饱受凌辱的代名词。它既是中国人的一个盛世写照，一个曾经达到过的历史高度，也是今日不管生活在全球政治、金融中心还是地球边缘的中国人所梦牵魂绕的故乡。有人追问台湾学者李敖愿做什么人，他毫不犹豫地说，愿做回1千4百多年前的盛唐人、长安人。我认为，这不是矫情，是实话。因为，在我有限的朋友（包括海外）圈子里，不少人也有这样的憧憬。也许，这就是讨论“长安取代西安”话题之所以在陕西乃至全国“一度热”、“重新热”，而且有可能“越来越热”的一种潜意识心理吧？

8

在“长安取代西安”讨论中，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陕西学者和本埠官员的缄默。【13】人们经常听到的，是外埠（如上海），外国（如华侨）以及港、台人的呐喊和呼吁。近年来，开始有个别本埠人进入，但主要是搞风景园林的科学工作者，而不是人文或社会科学人员。我是陕西人，尤其纳闷儿。从网上看，国内其他城市都动起来了，尤其陕西本埠的民众，参与热情也极高，可是学者和官员却保持沉默。据说陕西是文化大省，是经常获“几个一”大奖的地方，也是文学大省，有一个“陕西作家群”，动辄“东征”“西征”一下，让全国刮目相看，还是高校大省，学术刊物大省……奇怪的是，“长安取代西安”是一次最实在的“文化”大讨论，为什么不置喙于此，为什么不抓这个机遇？从网上看，这也使陕西网民失望甚至恼怒，调侃说他们白吃了陕西人多年的羊肉泡馍。

我猜想，背后原因应该很复杂。首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长安”成就了关中文化和中华母体文化，但也成就了此地浓厚的皇都思想和封建思想。它一旦和盆地意识结合起来，就构成了“长安”（乃至关中）人所独有的一种自大心态。其好处是遇事爱从大处着眼，也富有责任感，直率、豪爽、宁愿吃亏也不拐弯，坏处是尊上、崇正统，等级性保守性强。对某些学者来说，他们有时凛然具备居高临下之风，有时却又有门后称霸王之嫌。其表现为，有些批评可能被他们宽宏大量地视为“谏”——一种下对上的劝说和上对下的“大人不把小孩怪”的容忍；但若没有批评却又可能止步不前，永远陶醉于现有成规之中。在思想领域，他们善于在划定的疆界内驰骋，却缺乏冲破疆界的勇气。一般情况下，不愿也不敢“为天下先”。也许，这就是“长安取代西安”话题为什么被上海人最先提出的文化上的原因吧？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似也有这种特点。在西安某些网站，网民的分类等级是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的“丞相”、“大将军”。这虽然是一种搞笑，但其背后所潜藏的封建意识却并未引发大家的反感或警觉，反倒乐此不疲。顺便说一句，如上情况，在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浸润几千年的中国境内的其他城市文化中，肯定也存在，但似乎都没有“长安”突出。

其次，这种讨论没有最先在“长安”展开，也可能和此地学者及官员善于遵纪守法有关。“长安”作为首善之区，作为皇都，几千年来生活于其间的学者、官员和民众耳濡目染，已经形成了隐性的遵纪守法的传统。他们善于等待——等待政府颁布政令，或等待重要领导发布讲话。一旦政令颁布或讲话发表，他们会迅即大展拳脚，但如果贸然讨论，便可能有犯错误之嫌，似乎也没有刊物可以发表，既无名，也无利，何必劳神费力？再次，他们中有些人可能是外省人，或即使是陕西人但不是广义的长安人（含西安），不大了解古长安，出于谨慎不得不三缄其口。最后，他们虽不善于提出新话题但却喜欢钻研之。如果有新话题且确经领导首肯，那种吃苦耐劳、狠坐冷板凳向纵深开掘并后来居上的冲劲儿，就会发挥得淋漓尽致。杜甫云“秦兵耐苦战”，是其写照。无须担心，他们迟早会进入角色并嗷嗷进取的。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进程中，陕西欲以文化、经济实力逐鹿中原，问鼎全国，中华民族欲以文化、经济实力逐鹿世界、问鼎全球，并提高民族自信心，在保持自身文明特点的同时，创建具有现代意义的和谐公民社会，恢复“长安”之名，也许是不得不考虑的当务之急。

如上一己之见，欢迎批评争鸣！

原载《城市文化评论》（第5卷）花城出版社2010年5月版

注释：

【1】2007年4月，在第二届华商领袖年会上，现任世界文化总会主席、台湾中华工商管理学会理事长范光陵也提议，西安应恢复使用“长安”这一名称。他认为，“长安”在文化上的号召力，在世界范围内不可替代的影响力，都比西安大很多，他也强调了“长安”所具有的国际知名度和招商引资能力。此提议一出，当即得到会长程万琦与霍震寰的支持。此前，此议题还不断被海外华侨提出。

【2】《论语.述而》，见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北京）2004年版，第188页。

【3】《论语.八佾》，见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北京）2004年版，第92页。

【4】[汉]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长沙）1988年版，第493页。

【5】[德]歌德：《歌德谈话录》（爱克曼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8年版，第113页。

【6】《诗•王风•黍离》，见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0年版，第96页。

【7】《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北京）1997年版，第240页。

【8】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1979年版，第99页。

【9】古长安，现在被视为西部，实际上它一直是中国大陆的地理中心。它是新疆和西藏两个广袤省份与中原大地交换能量的前哨，是古老景教（基督教一支）、古伊斯兰教和古喇嘛教（佛教一支）交融后伸向中原大地的触角。在古长安，景教、伊斯兰教和喇嘛教都有现存的寺庙遗址。全国最早的景教寺院、全国最大且香火旺盛的清真寺（郑和下西洋时的翻译官就是从这里选拔的）、比北京雍和宫还要早几百年的西藏黄教（喇嘛教）寺院、全国建制最早且最大的城隍庙（已毁，原址在西安市长安区的王曲镇而不是今日西安市内西大街的那个。王曲镇，在唐代常宁宫之旁，是清末回民起义首领王彦虎[后入回教]的家乡，亦是张学良创办黄埔军校长安分校[即皇甫分校]之地。古人认为，长安居天地之中，又是古代华夏文明之都，故将天下之“都城隍庙”修建于长安南郊之王曲镇）、最大的钟楼、鼓楼……都在古长安。必须说明的是，古长安清真寺不仅是伊斯兰教徒祈祷的宗教场所，也是新疆和西域各民族领袖培养子弟和干部的学校。而西藏政府的人才学校，从唐代以来就设在古长安，至今仍是除北京以外藏族同胞培养本民族干部的摇篮和福地。不仅如此，沿西域而来的各种异域文化也都最先在长安被解构、溶化并过滤后，才进入中原大地。不然，古长安凭什么成为13朝（有人认为是17朝）古都而与雅典、罗马、开罗媲美呢？因此，今人绝不能只把眼光钉在东部。没有古长安的稳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现今中国科学院天文台也设在古长安附近的泾阳县，人们每天听到的“北京时间”报时钟声，就从这里发出——简言之，所谓“北京时间”即“长安时间”。

【10】后来的首都，有叫东京、临安、大都、南京、顺天、直隶、北京……的，但在官方正式文件中，唯独没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城市再叫过京兆。这好像是一个特殊的禁忌，它只适合于古长安。

【11】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版，第183页。

【12】从西汉高祖5年（公元前202年）至唐代，作为城市建制的“长安”一身兼三任。它既是全国首都，又是京兆府，还是长安县县城。宋以后至中华民国，作为城市建制的“长安”一身兼二任。它既是京兆府（或安西府西安府，或西安市）的府治，也是长安县的县城。直到解放初（1949年）实行县市分家，长安县政府才搬迁至今天的韦曲镇。见原《长安县志》（长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西安）1999年版，第99页。

【13】10多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篇文章《且看中国人的自大心态》在加拿大《文化中国》发表，引起很多学者附议。其中对陕西人的一个观点是，“陕西人醒来早而起床晚”。其意为，对很多事情，他们比谁都觉醒得早，议论纷纷，有时似乎也知道应该怎么做，但就是迈不开腿，在实践中走不出第一步。犹如很早醒来就想这想那的人，但日上三竿才起床，一起床又一切照旧一样。无庸讳言，这是我和别省人比较后发现的，应该不会错！我自己就是陕西古长安的韦曲人，亦曾在陕西工作多年，多少染有这种习性。但当时我说的是像我一般的普通民众。至于陕西学者和官员，可能不是这样。他们也许属于“醒来晚而起床早”一类吧？

原载《城市文化评论》（第5卷）花城出版社2010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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