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28 10:37:34)发表于另一个博客，今转载于此。

长安华严寺创建与杜顺大师坐化

李珺平

原载《城市文化评论》第7辑花城出版社2011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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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华严寺北距西安钟楼15公里，与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之东四府村毗邻。它是唐代樊川著名佛寺之一，是中国佛教华严宗初祖杜顺（557-640）、二祖智俨（602-668）、三祖法藏（643-712）与四祖澄观（738-839）灵骨所栖地，亦是中国华严宗之祖庭。作为宗教流派，华严宗是中国化了的佛学，是日本、朝鲜，乃至东南亚所有华严宗人安身立命之处与人生信仰之来源。作为哲学流派，华严宗催生了宋明理学，是程颐朱熹引佛入儒的重要思想资源。北京大学教授汤用彤（1893-1964）认为，没有华严宗，就不可能有宋明理学。台湾大学教授方东美（1899-1977）认为，杜顺是一名可与西方顶级学者媲美的高僧，其《华严法界观》所包含的思想，可与歌德（Goethe）、罗素（Russell）、怀德海（Whitehead）、卡纳普（Carnap）等相颉颃。他还认为，宋以后中国佛教之天台宗、禅宗等，无不受杜顺影响[1]。但遗憾的是，长安华严寺这么重要一座佛寺，其地点（含地貌）、创建时间、兴废过程与规模等问题却一直未被学界搞清楚，也未被重视。

笔者是长安人，祖籍就在距华严寺不远的西寨村[2]。从小以来，笔者多次登临华严寺，后来求学谋生虽辗转各地，但从未放弃对它的关注。笔者听过与之相关的许多故事，也搜集过与之相关的一些资料。下面根据手头所有，做一个简单探讨。

2

关于长安华严寺地点与地貌问题，学界虽聚讼不多，但由于地点与地貌与华严寺之兴废有极大关系，所以又不得不考辨。关于地点，唐代僧人道宣（595-667）《续高僧传》的《杜顺传》说得很清楚，其址为“樊川之北原”[3]（即今址）。原，即塬。道宣是杜顺同代人（小杜顺38岁，晚27年圆寂，有45年同朝经历）。其说最可信。关于地貌，我认为，应特别注意“川”、“原”二字。它们是陕西特有的地理状况（《诗经》多见），也是长安华严寺之独特地貌所在。

川，一般指河流，但在陕西在长安却不完全如此，而是指河流及由它冲积而成的两岸较为平坦的低地与湿地。低地可种小麦、玉米，湿地可种水稻、藕、荸荠等。樊川，从郦道元（约466-527）《水经注》与新版《长安县志》（1999）可知，就是由发源于秦岭北麓的潏水所冲积成的川道。它从东南向西北延伸，长达30多公里，宽处不等，约3－10公里。潏水加上两岸的低地与湿地，就是樊川。樊指樊脍，川指川道。西汉时，刘邦将此水网密布、土壤肥美之川道作为亲信（亲戚）大将樊脍的封地，因而得名。人常说，“天下河水尽朝东”。此适于中国之大江大河，却不适合长安。在长安，所有河水尽皆北流或西北流。“长安8水”（泾、渭、浐、灞、沣、镐、潏、皂），除泾、渭外，其余皆源于秦岭北麓，它们只能向下（也即向北或向西北）流。潏水是“长安8水”除泾、渭之外的6水之一。它从秦岭奔涌而出向北和西北流去，先入沣水，再入渭水。

原，指高而平的雄浑土山，与川相对待而存在。长安的陆地由深厚黄土构成，最厚处估计有数千米。潏水从中流过，黄土不耐冲击，使河底越来越深，形成川、原并存之地貌。川即樊川，原即夹峙于潏水两岸的少陵原（东北）与神禾原（西南）[4]。由于河底越来越深，所以川、原间就形成了高度不一的梯级地形。第1级是河底。河底最深处，是樊川北部潏水流过的兴教寺、华严寺至幸驾坡村一段。其河底与两岸之高度有数十米，与原顶之高度有时可达200多米[5]。从潏河岸上或两原原顶看水，犹如山顶。所以，潏水在《水经注》中，又叫坑水、沉水。所谓坑、沉，都指“深”。第2级是两岸，即樊川，亦即潏水东岸向东至少陵原，西岸向西至神禾原的那个宽约3－10公里，长约30多公里的弯弯曲曲的川道。第3级，是原腰台地。如前已知，河岸（川道）与原顶之高度，少者数十米，多者200多米。由于冲击也由于土质疏密之差异，两原的原腰各自都形成了一些样貌不同、大小和高度不一的台地。唐人很聪明。樊川著名8寺有好几座（如依偎少陵原的兴教寺、兴国寺；依偎神禾原的法幢寺、禅净寺等），都被创建在这种台地上。长安华严寺，也是其中之一。原腰台地是登临最佳处，也是观赏终南山和樊川风景之最佳处。缘陂而上，既有涤除凡尘渐入佳境之感；左右纵目，亦可远观终南之胜近览樊川之美。诸寺被建于原腰台地，可能就有此考虑吧！第4级是原顶（或原脑）。从地貌说，原顶是樊川最高处。但原顶不是山顶：（1）原由黄土而不是石头组成，所以原顶也是黄土地；（2）原顶是平坦的，而不是凸起的。

由上可知，从大处说，樊川地形由川、原构成。川为潏水与两岸之平川，原为原腰台地与原顶平地。从细部说，樊川之构成有4个梯级，从低到高是河流、两岸（川道）、原腰台地、原顶。从总体看，华严寺与牛头寺、兴教寺等一样，就座落于樊川北口潏水东岸少陵原的原腰台地之上，不过地势更高敞更雄峻罢了。

由此，也就明白道宣所说“樊川之北原”是什么意思了。樊川在西安南郊。若从西安出发向南入樊川，最先到达北口。北口被少陵原、神禾原所夹峙。前者更靠北，称北原；后者靠南，称南原。樊川之北原，换言之，即樊川北口之少陵原。若从樊川北口沿潏水东岸向终南山迤逦而行，雁翅般排列有多所佛寺。最北处首当其冲是牛头寺（牛头宗第1祖遍照禅师所居，贞元11年[795]建[6]，距西安12公里），其东南3公里是华严寺，再东南2公里半是兴国寺，又东南3公里半是兴教寺……若沿潏水西岸向终南山行进，一字儿排开亦有多所佛寺，不赘。单说华严寺。华严寺在牛头寺与兴国寺之间。其规模由寺院、塔院两部分组成。寺院（如大雄宝殿、藏经楼、僧房、山门等）建在背依少陵原面向潏水之川道上，门临从西安经樊川往太峪、汤峪乃至辋川、蓝关的交通要道上。今长安师范附小的校园，当是其旧址一部分。而其塔院，则向后一直延伸于少陵原之原腰台地上。今杜顺灵骨塔与澄观灵骨塔所在地，就是其旧址一部分。长安华严寺半川道半原腰台地之地貌，决定了其多次毁圻与多次修葺的经历。

由于地处京畿，长安华严寺的大门面临交通要道，所以战乱年代较易遭受兵匪骚扰抢焚。由于长安华严寺的塔院座落于原腰台地，若地震或年久失修，加上黄土台地滑坡，又容易造成塔、楼等建筑倒塌并毁圻。

3

长安华严寺建寺时间有岐说，主要是两种：一说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间（627-649），一说是唐德宗（李适）贞元19年（803）。从手头资料看，笔者认为，前者是而后者非。此问题必须考辨一下。因为：（1）两种说法时间相差太大，几达160余年；（2）现有数据（包括今人为某些网站所写之《简介》等）以讹传讹，混淆视听；（3）据说该寺正筹备新一轮的重建事宜，若建寺时间未搞清楚，如何叙述真实历史？（4）该寺是中国华严宗初祖至四祖灵骨所在地，宗脉所系，海内外知名度甚高。若建寺时间说不准，会被海内外华人耻笑。

为什么前说是而后说非？理由如下：

1，后说无处稽考，估计是鄙士或乡人之齐谐燕语，由鲁鱼舛错或道听途说而来。它只见于新版《长安县志》和某些网站。而在新版县志中，它也只作为一种未注明来源出处的“亦说”[7]存在。有些网站虽言之凿凿，但不过随手抄录新版县志而已。前说不同，有书面文字可证。如：（1）宋人张礼《游城南记》说，“贞观中建”[8]（未言具体年月）。此乃实录，非凿空之言！据张礼说，他北宋元佑元年（1086）闰2月游华严寺时，亲眼目睹了镶嵌在真如塔壁间两块“载华严寺始末”的唐人石碑。（2）清代修撰的《长安志》和《咸宁县志》（清代西安市及整个长安地面被分割为长安、咸宁两县）也说，“寺建于唐太宗贞观年间”[9]。此说当有所本，估计亦本于张礼所见之唐人石刻。唐人石刻现在找不到了，但不等于没有。

2，按陈寅恪“以诗证史”方法，从《全唐诗》寻找数据，就可发现，长安华严寺至少在唐玄宗（李隆基）天宝（742-755）年间，就已名闻遐迩。凡京畿之名胜及名声，必建筑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陶冶熏养过程之中与口传笔谈之上，非率尔可成。以树为例，在长安，若无几十年生长期，就无法成荫。树且不能成荫，光秃秃之寺怎么可能成为名胜？盛唐乃至以后的许多著名诗人都游览或宴居过华严寺。岑参（715-770），唐玄宗天宝年间进士，后官至嘉州刺史。其诗《题华严寺瑰公禅房》（《全唐诗》第198卷第64首）所咏的题材，就是长安华严寺[10]。孟郊（751-814）生于天宝年间，也亲身登临过长安华严寺，并留下一首《登华严寺楼望终南山赠林校书兄弟》（《全唐诗》第375卷第10首）。严维约756年在世，时为唐肃宗（李亨）至德（756-757）年间。他也到过长安华严寺，留有《奉和皇甫大夫夏日游华严寺》（《全唐诗》第263卷第24首）。冷朝阳，唐代宗大历4年（769）登进士第。其歌咏长安华严寺有两首诗：一为《同张深秀才游华严寺》（《全唐诗》第305卷第24首），一为《中秋与空上人同宿华严寺》（《全唐诗》第305卷第25首）。它们都写于唐德宗贞元年间以前，足证长安华严寺早就存在。粗略翻检一下，就可发现这么多咏长安华严寺的诗。若仔细寻找，恐怕还有更多。

3，从宋代高僧赞宁（919-1001）《宋高僧传》看，还可发现更早的材料。该书《一行传》说，一行曾于唐玄宗开元15年（727）9月在“华严寺疾笃”[11]。唐玄宗曾为之大开道场祈福。一行稍愈，10月就参加了随驾赴新丰镇的行动。为什么唐玄宗如此给面子？一是因为驾幸新丰镇可能需要一行参与，二是因为唐玄宗向往长寿并喜爱神鬼之事，三是因为一行与另一高僧善无畏一起翻译过夹叶佛经（即《总持妙门》）。此事见该书《善无畏传》。一行与善无畏翻译的这部夹叶经，其梵文原本就被收藏在长安华严寺的藏经楼[12]。此原本是沙门无行（荆州江陵人，曾西游天竺学法，学成返唐，途中卒）所得，交由他人带回的。带回是哪一年？不得而知，但肯定比收藏和翻译的时间早。从《善无畏传》可知，一行与善无畏翻译的时间是开元5年（717）[13]。由此推测，此夹叶经被收藏于该寺的时间更早。由此可知，长安华严寺不但早在开元5年以前就是京城著名大寺，而且其藏经楼也是京城佛寺之中的著名藏经楼。一行为什么在此病笃又在此圆寂，与其驻寺译经太过劳累有关。这也说明，该寺还是佛门译经重地之一。另，《宋高僧传》的《玄逸传》又说，玄逸姓窦，是唐玄宗的从外父，不好名利，出家为僧。由于身为皇室宗亲，所以被任命为长安华严寺的住持。玄逸利用这个机会，大量浏览收藏于该寺藏经楼中浩如烟海之佛经，写就了一部大着，名叫《释教广品历章》。其中所涉及并考证的佛教大乘小乘之经文律文论文，及东西方土僧高僧阐释佛经之汇集等，高达1080部[14]。可知，早在唐玄宗开元时代，该寺就是京畿重要藏经处，也早有住持在掌管佛事了。

综上可见，长安华严寺之创建，至少在开元以前。

4

那么，长安华严寺到底建于何时呢？

我认为，是贞观15/16年（641/642）。

这需要认真考辨，亦须使用道宣《续高僧传》所提供的最可靠材料。

在《续高僧传》的《杜顺传》里，道宣详细记载了杜顺坐化及肉身迁至少陵原的过程。贞观14年（640），杜顺84岁，坐化于长安义善寺。义善寺是杜顺舍家修行因家而建之小寺，在杜光村（即今西安市雁塔区曲江池畔之南窑村）。坐化后，可能根据口头遗嘱，其肉身当即被“坐送”于少陵原“凿穴处之”。笔者按，凿穴不是向下挖坑，而是在原腰台地靠近原根的竖切面上横挖一个窑洞。这种窑洞不仅陕北有，关中（尤其长安地面）也很普遍（因为原多）。杜顺为什么青睐少陵原？应该有三个原因：一是其师父珍禅师所居之地因圣寺，就是一座自建的窑洞寺院。杜顺曾“力助缔构，随便请业”[15]，参与了创建过程并在此出家，深知窑洞寺院之妙。二是杜光村距少陵原不远，坐化后尸身送去近便一些；三是窑洞冬暖夏凉，尸身存放于内，一时不会腐烂。为什么杜顺会有口头遗嘱？我认为可能与当时尸身保鲜术发达有关。在取经过程中，中国僧人不仅研习佛典，也悄悄掌握了尸身保鲜术。尸身保鲜，是佛家秘籍之一。它采用香料、石灰等防腐物涂抹尸身并化妆，使之短期内如同活人。其目的，是宣扬佛法之伟大与修行者之神力[16]。

尸身保护与建寺时间密切关连，必须叙述清楚。据道宣载，杜顺坐化前后，不断有神异之事出现。坐化时，“双鸟投房，悲惊哀切”。迁少陵原后，则“肉色不变，经月愈鲜，安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终至今（道宣眼见之时），恒有异香流气尸所”。可见保鲜术多么高超，亦可见杜顺尸身至少一个月后还栩栩如生。注意，“经月”之“月”是时间概念，“三周”应是尸身周围半圆形的护持物。否则，“月”与“三周”相互矛盾。为什么“安坐三周”？因为被保鲜的肉身正面供弟子们与信徒们朝夕供拜、瞻仰，而其余三面环绕以物支撑之，使坐姿不倒。由于尸身如生，唯恐其它动物（狼、狐）侵扰，弟子们又在窑洞内掘龛，将其“藏于龛内”。注意，龛，是在窑洞最里面的竖切面高于地面部分再挖一个小窑洞，即龛[17]。

杜顺坐化之时，道宣45岁，正值年富力强。杜顺是佛学前辈、著名高僧，亦被唐太宗（627-649在位）所尊崇。在《杜顺传》里，道宣忠实记载了杜顺与皇帝、皇室的关系。“今上（唐太宗）奉其（杜顺）德，仰其神，引入内禁，降礼崇敬”。皇室（包括太子）、国戚、大臣等也争相与之交往。“戒约是投，无爽归禁”。时唐太宗41岁，御宇第14年，威望正盛。出于上述任何一种原因，作为佛学后生，正在撰写《续高僧传》的道宣，都不可能不重视杜顺坐化之事。加上道宣所居之西明寺距少陵原不远。估计道宣不但亲自拜谒过杜顺尸身，还参与过尸身迁移的法事活动，否则不会记载得如此清楚。道宣亲眼看到杜顺在全国僧俗与京畿人众中的影响，故写下“京邑同嗟”，“四众良辰赴供弥满”等句。道宣还提到，杜顺有一个住在至相寺（今王庄乡所辖的天子峪内）且很有名气的徒弟。他不但参与了整个法事活动，而且在杜顺尸身迁至高龛后，还曾寓居少陵原下，“恒至”停放杜顺尸身之龛前，阐释《华严经》，以纪念师父并化导乡人。这个徒弟就是智俨，后来被遵奉为中国华严宗二祖[18]。

道宣事冗，又著述。其关于杜顺之记载，至此戛然而止。

5

杜顺坐姿尸身之所以被迁至少陵原，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

由此，长安华严寺之创建时间，我认为，就与杜顺坐姿尸身在窑洞之内高龛上能保存多长时间密切相关。如果尸身可长久保持，是否创建华严寺都不一定。如果一天天朽坏，直至某一天，其尸身腐坏到不能掩广大僧俗人众耳目时，火化并建塔建寺就迫在眉睫。据笔者推测，长安华严寺之建寺工程可能最早由建塔开始，时间是贞观15/16年（641/642）。这个时间，是杜顺尸身迁至少陵原的次年或第3年。

理由如下：

（1）唐代长安之气候，比今天温暖湿润多了，因而杜顺坐姿尸身很难保持1年以上，更不可能永久保持。当时的气候状况，从诗人王维（701-761）咏辋川，杜甫（712-770）咏潏水、韦曲、少陵原、杜曲、丈八沟、何将军山林诗，杜牧（803-852）《思故园赋》等作品[19]，都可看出。其时，京城长安地区环境湿润，夏季炎热，又无福尔马林（HCHO）等药水注射，尸身外表固可涂抹香料、石灰及脂粉等，但内在朽坏却无法遏制。最多半年，其朽坏之趋势就会迫使弟子们不得不早作准备，把火化与建塔建寺问题纳入议事日程。建塔建寺需火化尸身，也需砖瓦木料。整个工程之展开也可能是第3年之事，但预谋应该早就开始了。曾任陕西佛教协会会长的许力在《重修长安大华严寺碑记》（1993）中把杜顺塔建造时间系于贞观15年（641），虽未注明本于何种资料，但笔者认为，是有道理的。

（2）杜顺坐化后，唐太宗还御宇了9年，直至贞观23年（649）去世。以杜顺与唐太宗、国戚、重臣之关系，及在全国和京畿僧俗的影响，其坐化次年或第3年备齐建塔建寺所需之砖瓦木料当不在话下，而火化事宜及塔寺设计等，更不成问题。从今日杜顺塔（7级、高约21米、方形角锥体，远小于大小雁塔）看，在当时是很容易施工的。

（3）从张礼《游城南记》看，杜顺所坐化的杜光村义善寺是贞观19年（645）正式扩建为大寺的。两相比较，我认为，肯定先有长安华严寺之创建，而后才会有义善寺之扩建的。这是因为，根据佛家丛林规则及古人行事习惯，一个人必先出名（成为高僧）[20]才会有追随者的保护尸身之举，才会有建塔建寺之举，进一步，也才会有依据其故居而改建大寺之举。义善寺最初是杜顺故居。由于杜顺成为高僧后长期在外宣佛授法，此院无人居住，才被改造成一所持斋念佛的小寺。作为小寺，当有佛像、斋室，但是否具有大寺所必备的大雄宝殿或其它殿宇楼阁，就难说了。除佛教经师外，杜顺还是一位义僧、神僧，不可能一直守在义善寺吃斋念佛。从道宣《续高僧传》和其它材料可知，杜顺宣佛授法的区域很广，远至陇东庆州、陇西敦煌，近至皇宫御榻、终南山北麓（含至相寺）及京畿附近之三原、武功、骊山等地。由上可见，（1）义善寺在杜顺生前不可能被扩建为大寺；（2）张礼所言义善寺于贞观19年（杜顺坐化后5年）扩建为大寺是真实的[21]——此扩建可能就是增补大雄宝殿与其它殿宇楼阁；（3）既然义善寺是贞观19年扩建，那么火化杜顺尸身并修建珍藏其灵骨的灵骨塔，当更早一些。因此，杜顺灵骨塔建于贞观15/16年坐姿尸身无法保持不得不火化之时的说法，是成立的。这个时间，与张礼游寺所见之唐人石碑的记载，是一致的。

有了杜顺灵骨塔，就会修建侍奉祭扫的僧俗弟子居住之僧房。僧为佛家三宝（佛、法、僧）之一。有了僧人和僧房，就会修建为做“日课”并供养“佛”（像）的大雄宝殿，修建珍藏“经”（法）的藏书楼。接着，也就会修建钟楼、鼓楼、宫、庭院、园林、山门等。可以想象，当华严宗在武则天时代（684-704）经法藏大师阐扬在佛学界取得某种统治地位后，在澄观大师被德宗（779-805）尊为清凉国师后，长安华严寺之规模当越来越大。从《宋高僧传》可知，至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它事实上已成为由皇亲出任住持的、藏有丰富佛典的著名寺院。

6

今人所撰某些《简介》说，长安华严寺数百年无高大建筑，只凿原为窟安置佛像及僧众。这不是事实！我认为，这种说法源于对《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的生吞活剥式理解，源于对唐诗宋词、历代地方志及古人游记的无知，源于偷懒（只从新版县志上抄几句当年写作者未经过科学考证的说法）。首先，《续高僧传》、《宋高僧传》是经典，但它们主要记载高僧事迹而不是寺宇建筑。其次，寺宇建筑的大量记载，散见于唐宋元明清人亲游亲历的诗及散文（游记），需坐冷板凳默默搜求并仔细梳理。最后，上世纪90年代新编县志是急就章，有些错误并未得到纠正而被沿袭。像陈元方那样认真组织人员考辨史实者太少了。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只能依靠爱好者不计酬劳的搜集与核查来解决。由于毁圻严重，笔者还认为，考辨长安华严寺之兴废与规模问题，最好“以诗证史”或“以游记证史”。

（一）以诗证史

从唐代天宝年间之前的诗可知，长安华严寺之塔院（即杜顺灵骨塔处）地势较高。“地脊亚为崖，耸出冥冥中。”这是孟郊《登华严寺楼望终南山赠林校书兄弟》对它的描述。若登临之，可观览终南山无穷无尽的层峦山峰。“寺南几千峰[22]，峰翠晴可掬。”这是岑参《题华严寺瑰公禅房》留下的观览印象。寺东有一溪谷，中有小路，名草堂路，缘此可登临塔院。岑参说：“东溪草堂路，来往行自熟。”看来岑参常走这条路。寺内建筑物有禅房（如岑参说“题瑰公禅房”）、有楼（如孟郊说“登华严寺楼”）、有殿（如孟郊说“殿翼翔危空”）。楼、殿很高（如孟郊说“楼根插迥云，殿翼翔危空”）。笔者认为，此楼可能就是一行善无畏等赖以译经，玄逸赖以著述的藏经楼，此殿则为飞檐式大雄宝殿。从严维《奉和皇甫大夫夏日游华严寺》看，寺内还有宫（“到宫龙节驻”）、塔（“礼塔雁行成”）、庭（“禅庭未可恋”），还经常举办佛教华严宗所特有的法事活动“华严会”（“初第华严会”[23]）。冷朝阳《中秋与空上人同宿华严寺》不但记述了宫（“论诗旧梵宫”）、庭（“庭簇安禅草”），还记述了钟楼鼓楼（“磬声迎鼓尽”）。其另一首诗《同张深秀才游华严寺》，又描写了矗立于池水之中的假山（“坐看池上山”），及少陵原原畔（或原下）华严寺的松林（“留客话松间”）等。

唐代贞元年间以后，长安华严寺规模依旧。从赵嘏（806-853）《李侍御归山同宿华严寺》（《全唐诗》第549卷第72首）看，其楼还是那样高峻（“相逢一宿最高寺”），登楼还是有如登天（“霄汉眼看当去程”），园林还是那样葱茏（“园林手植自含绿”）。不过樊川的柿子红了，沉甸甸地挂满枝头，如流莺一般（“家家红树近流莺”）。景色太美了，赵嘏情不自禁，为华严寺题一联曰：“宿处客尘随夜静，尘中烟水向人间。”唐代会昌元年（841）发生了唐武宗（李炎）毁佛事件，但对长安华严寺之影响似乎不大。也许它是被允许保留的京师4寺之一，也许它因杜顺灵骨所栖而受到保护。因为6年后上台的唐宣宗（李忱，847-859）不但允许传教，而且还亲自登临华严寺并赋诗《幸华严寺》（《全唐诗》第4卷第26首）。唐宣宗曾登华严寺楼，不仅饱览了终南山景色（“云散晴山几万重”），也提到了高耸的帐殿（“帐殿出空登碧汉”），及美丽的园林“林光入户低韶景”，然后美美地住了一宿，享受了大自然恩赐的“岭气通宵展霁风”待遇。皇帝能驾幸并驻跸，说明华严寺面积大、建筑多，还说明内部设施高档、整洁和卫生。建筑不多，住不下皇帝御驾，更住不下随行者。皇帝不可能被安置在狭小房间，随行者更难伺候。还有保卫、勤务工作。那警备森严的神策军，狐假虎威跑腿者，其吃喝拉撒睡都得就地解决。地方小了，是不行的。从西安碑林一通石刻可知，在唐宣宗大中6年（852），杜殷（杜顺族人）还曾立了一块碑（即《大唐华严寺杜顺和尚行记碑》）于长安华严寺。

唐末，长安华严寺亦未完全毁圻。著名诗僧贯休（832-912）有《送僧游五台》(《全唐诗》第833卷第5首) [24]，提到了当时华严寺的住持辨公大师（“必到华严寺，凭师问辨公”），也抒发了自己登临塔院凭高观水之感受“浊河高岸坼”（可能潏河水涨，引发岸圻）。为博一第被迫滞留长安、生卒年与韩偓（842-914）相当的诗人张泌[25]，也曾写下了《题华严寺木塔》（《全唐诗》第742卷第10首）。该诗摹仿白居易，以咸阳代长安，以汉宫代唐宫，以渭水代潏水，也提到了华严寺内的钟楼鼓楼——“数声钟鼓自微茫”。尤其对木塔之记载，引人注目。张泌能专咏木塔，可见它俨然、醒目。“雨霁凭高只易伤”，说明该塔不仅可观赏还可登攀。另一诗僧子兰（896年前后在世，唐昭宗时曾任文章供奉）有《华严寺望樊川》（《全唐诗》第824卷第8首）。由于生计无着，也可能天气不好，子兰对华严寺钟声极其敏感，说：“疏钟摇雨脚，秋水浸云容”。

经“五代”（梁唐晋汉周）轮番割据之后，长安华严寺有所毁圻。从北宋寇准（961-1023）《游华严寺》看，华严寺楼还在（“层楼望尽樊川景”）。到诗人苏舜钦（1008-1048）时，华严寺已略显败像，但形制犹存。苏舜钦《春暮初晴自御宿川之华严寺》提到了华严寺旁之潏水与少陵原（“水绕苍山意共深”）、也提到了高耸的华严寺楼（“断云楼外卷轻阴”）、古老的庭院（“路经废院情通古）等美景，但对园林中那些无人修剪之花（“残日花间浮暖艳”）的咏叹，却不无凄凉。诗人秦观（1049-1100）来得更晚一些。与苏舜钦不同，秦观可能未驻足登临。故其《上巳日过华严寺》（《全宋词》第63卷），主要叙述了上巳日那天华严寺旁不远处潏水皂水之滨女孩子戏水与文士饮酒取乐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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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游记证史

五代后，北宋人张礼《游城南记》与明人赵山函《游城南》最重要。

张礼来长安的时间与秦观差不多，但因为有明微（失其姓氏）与樊川本地人祁子虚、刘希古[26]等陪同，且在长安华严寺下榻，所记尤其真实。2月12日晚，张礼一行憩华严寺，住澄襟院之东室。北宋经126年休养生息，经济有较大发展，长安华严寺也被部分修葺。从记可知，寺院有住持及僧众。建筑有原腰之塔院，内含真如塔、东阁（草堂别院，当在岑参常走的溪谷之上）、法堂等，还有原下之寺院，内含澄襟院、东室、三门等。“三门”即华严寺之山门，由三个门（中间大两边小）组成，故曰三门。华严寺住持接待张礼一行吃酒时，曾命看守三门的寺僧子齐搬出几厚沓数百篇的“咏寺诗”，供众欣赏。澄襟院，为少陵原下华严寺院一部分[27]。东室是澄襟院一角。据张礼描述，澄襟院与东室相当漂亮。前者“引北岩泉水[28]，架竹落庭，注石盆中，莹澈可挹，使人不觉顿忘俗意”。后者“北倚高坡，泉声泠泠，竹荫相接；圃中植花，洞穴岩间，架阁其上，茂林修竹，与之隐映，真有幽胜之趣”。从那天的登临活动看，众人先到塔院“瞰终南之胜”；次在原腰台地参加住持举办的酒宴；酒足饭饱之后，乃游东阁、真如塔、法堂；兴尽，则于澄襟院之东室休息。由于陪同者祁子虚所居之“西宅”（今西寨村）、刘希古所居之瓜洲村距华严寺很近，两人分别回家，未留宿。与如前已经提到的唐诗比较可知，北宋张礼游记对华严寺内的楼、殿、宫、钟、鼓、庭院、园林等没有记载，塔也只记了一座（真如塔，即杜顺塔）。与《续高僧传》比较可知，原安置杜顺坐姿尸身的窑洞与龛未被提及。与《宋高僧传》比较可知，一行善无畏译经，玄逸著述的藏经楼也未被记载，很有可能是毁圻了。

明人赵山函万历16年（1618）游长安华严寺时[29]，距北宋张礼又过了532年。赵山函是陕西周至人，所记更真切。赵山函曾着《石墨镌华》8卷，对碑刻极其重视；来时又携带着张礼《游城南记》以参照对比。赵山函深知长安华严寺为樊川诸寺之冠，但他发现，由于滑坡，建筑已十不存一二。其《游城南》说：“丹碧凋残。”但此“丹碧”不知何所指？是指塔，还是指楼、塔、殿、阁、山门，还是僧房？赵山函也看到了塔院有“重修”之二塔。一塔有杜顺像，一为清凉国师（澄观）塔。他还看到，荒草败垣中有“唐比丘圆满断碑”（书法带欧阳询褚遂良体），一僧房有“唐俨尊者塔额大字”。此“俨尊者”即华严宗二祖智俨，此“塔额大字”即智俨塔之塔额的石刻大字。智俨灵骨塔虽倒塌，但塔额石刻大字犹存。又有梦英撰、何润之书的一块记述杜顺肉身来此始末的碑。由此，赵山函想到了流失于长安开佛寺的华严寺碑（即杜殷《大唐华严寺杜顺和尚行记碑》），不胜唏嘘。与北宋张礼《游城南记》比较可知：（1）赵山函亲眼目睹尚有二塔（张礼只见一塔）存在，其一当为元至正年间重修（有碑为证）的。（2）赵山函亲耳听闻了寺僧之言，原有5座塔。笔者按，不知是否误记？从《宋高僧传》可知，华严宗五祖宗密因兼有禅宗身份，圆寂后天葬，所以，华严寺若有灵骨塔，也只能是一至四祖4座，怎么是5呢？（3）不知未予记载还是毁圻了？赵山函对东阁、法堂、澄襟院、东室、三门等一概未记。如果毁圻了，就说明在明代万历之前华严寺已破败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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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长安位于地震多发带。即便无地震，少陵原是“活原”（见注释），那些矗立于原腰台地边缘的建筑（如塔、楼等）迟早也会损伤或毁圻。从新版《长安县志》可知，华严寺毁圻与修葺至少8次：唐代2次，元代1次，清代2次，民国1次，1986年1次，1990-1993年1次。

唐代2次。1986年长安县文物部门拆迁四祖澄观塔时，在塔基下发现了与元代建筑风格迥异的另外两层高约6米的塔基及一些唐代文物。这说明，唐代至少有2次修葺。这两次，不知分别是什么时候。据笔者推测，一次应为唐宣宗大中（847-859）年间（即杜殷立碑前后）。理由是，唐宣宗兴过佛教。但从残存塔基看，只能认为澄观塔被修葺了两次，而无法确认其它建筑是否也被修葺过。元代1次。元至元9年（1272），澄观塔被修葺。有碑石与印吉祥所撰《大元华严寺重修大唐华严新旧两经疏主翻译大教授充上都僧统清凉国师妙觉塔记》可证。清代2次。一为雍正12年（1734），有西安知府乌灵阿、咸宁知县陈齐贤奉皇帝敕文，加封澄观为“妙正真乘禅师”的碑石可证。奉敕加封澄观之前，按官场和佛门通例，似应有适当修葺。一为乾隆年间（1736-1795）。1986年长安县文物部门拆迁澄观塔时，在4、3、2层等分别发现了鎏金铜佛像、千佛碑与佛经等，均为清初遗物。这说明，乾隆年间少陵原滑坡后，澄观塔又被重修过。民国1次。民国19年（1930），国民党下野将军、华北慈善总会会长朱子桥来陕赈灾，为祈雨，修葺了杜顺塔与澄观塔，并建僧房3间，刻两祖遗像各一。1986年，长安县文物部门将澄观塔迁建于更靠近原腰台地的原根处。1990-1993年，又新建低矮佛殿3间，维修僧房5间。

由上可知，元以后长安华严寺开始萎缩。至今所剩，华严寺只有两灵骨塔（杜顺塔与澄观塔）与塔院台地很小一部分土地，而少陵原下华严寺寺院之建筑无一留存。从时间看，修葺集中在元以后；从对象看，主要修葺的是杜顺与澄观两座灵骨塔。至于智俨塔、法藏塔及其它楼、殿、宫、钟楼、鼓楼、庭院、园林、山门等，一概未予修葺——其原因，可能是规模大、耗费多，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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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华严寺之创建和兴废，与中国华严宗初祖杜顺大师之坐化及华严宗之创立和发展之间暗藏着一条并行线。我认为，若完全不了解长安地貌、唐代诗歌与长安华严寺之创建时间、过程及兴废历史之关系，不了解该寺创建与杜顺坐化事宜之关系，不了解《续高僧传》作者道宣之生卒与杜顺之生卒之关系，不了解道宣《杜顺传》的真实性及其背景等，就很难对杜顺作为佛教“高僧”和华严宗初祖地位做出正确理解，很难对杜顺《华严法界观》为什么是华严宗“创宗经典”问题做出客观理解，更难对中国华严宗之形成和发展形成一种正确认识。在这种情况下，稍不小心就会陷进日本德川时代以来佛学僧人（如凤谭、如境野黄洋等）所陷的泥坑。

慎乎，学人！

李珺平，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原载《城市文化评论》（第7辑）花城出版社2011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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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东美：《以西方方法学的“关系逻辑”来透视杜顺大师的法界观》，《华冈佛学学报》第4期，见http://www.kman.cn/fjyzx/f58.html

[2] 西寨村，即北宋人张礼游长安城南时所宿“李氏园亭”之“西宅”。李氏，即李之邵，字公材，尝为进士。其婿祁子虚，“庚戌”日曾陪张礼游览了华严寺。

[3] 石峻、楼宇烈等编：《中国佛教思想数据选编》（第2卷第2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页。

[4] 少陵原，西汉宣帝的许皇后葬于此原，称少陵，原由此得名。由于少陵与其迤北约3公里之杜陵（宣帝陵）很近，故两者常被后人混用。如，杜甫之祖居在少陵原下双竹村之内（今杜公祠东南方向约0.5公里左右），但他有时自称“少陵野老”，有时又称“杜陵布衣”（见李珺平：《长安杜公祠小考》，《陕西地方志通讯》1987年1期）。神禾原之得名，源于献瑞。据说古代（估计是西周）该原长出一株多穗嘉禾，故名。从班固《二京赋》、张衡《两京赋》、郦道元《水经注》等可知，少陵原、神禾原不仅是樊川名胜，也是中国名胜。由于西周、秦、汉以来，其大部分土地大部分时间隶属于皇家内苑（禁中），所以两原之上及之间有许多名胜。从《诗经》至清，中国人对其咏叹，不绝如缕。

[5]《长安县志》（长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5-62页。

[6] 张礼：《游城南记》（陈元方等辑注），西安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此书非常重要。牵头作注者陈元方为学者官员——曾任中国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陈是陕西人，所带一班人又是长安本地学者，注释准确而细密。

[7]《长安县志》（长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62页。

[8] [宋]张礼：《游城南记》（陈元方等辑注），西安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9]《长安县志》（长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62页。

[10] 从《岑嘉州集》可知，岑参经常居住长安。他在长安有多处庄园。在樊川者叫“杜陵别业”，在终南山者叫“终南别业”。

[11] [宋]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4页。

[12] [宋]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页。夹叶，从印度取回的写在夹叶上的梵文经卷。

[13] [宋]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页。

[14] [宋]赞宁：《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6页。

[15] 石峻、楼宇烈等编：《中国佛教思想数据选编》（第2卷第2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页。

[16] 从《坛经》可知，禅宗6祖慧能亦曾收录了一个有高妙保鲜技术的人为僧。后来，其尸身能在南华寺被妥善保护很久，与该僧大有关系。

[17] 这种窑洞内的高龛，笔者在长安牛头寺见过。上世纪90年代末曾回桑梓探亲，顺便瞻仰牛头寺。当时住持是果林大师（已圆寂）。我请求参拜佛像，得到大师首肯。由于新修大雄宝殿尚未竣工，大师领我拜谒了窑洞内龛的如来塑像。我们还在殿前有唐槐与石经幢的平台上闲聊一二小时，至天黑。又承蒙允准，合影留念。

[18] 石峻、楼宇烈等编：《中国佛教思想数据选编》（第2卷第2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页。

[19] 杜牧之家，就在华严寺附近少陵原顶之朱坡村。

[20] 高僧，梁僧人慧皎之概念。其《高僧传序》：“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可见在慧皎眼中，名僧是贬义词（迎合时势博取名声之僧），而高僧才是褒义词。杜顺平生除宣佛授法外，主要扶危救困，是高僧。从《杜顺传》看，道宣十分尊重杜顺，就因为他是高僧。

[21] 张礼没有讲义善寺建于“贞观19年”的依据是什么，估计是今已不存的义善寺碑。

[22] 有的《简介》臆改“几千”为“几十”，不对！（1）它小看了秦岭终南山之广袤与雄伟，（2）未从艺术与禅意来品咂诗人对华严经的敬畏，（3）臆改者可能从未在合适日子独登过少陵原与华严寺，（4）唐宣宗登华严寺诗亦有“云散晴山几万重”句，“几万”比“几千”更多。

[23] 从华严宗典籍可知，“华严会”是一种定期或不定期斋会。信徒先一天在寺内聚齐，翌日上午与僧共诵华严经。长安华严寺之华严会稍特殊。由于祖师塔在此，所以诵经活动是绕塔进行——僧人在前引导而信徒尾随，如雁翅排列。严维可能是第一次参加，很兴奋。

[24] 此五台，指终南山之南五台。从长安县志可知，它由大台、文殊、清凉、灵应、舍身五峰组成。

[25] 张泌非无名辈，其《浣溪沙》“晚逐香车”被鲁迅译为白话文并取名《唐朝的钉梢》收入《二心集》。

[26] 祁子虚是西寨村人，为进士李之邵（公材）之婿。刘希古是瓜洲村人，进士不第。

[27] 张礼记载有误。遍觉塔院应在神禾原南之新村（孙村）。

[28] 少陵原为“活原”。活，即地下水丰富，往往聚在原腰台地之凹处成穴或成泉，故原腰台地之畔经常坍塌。笔者外家曾居少陵原原腰台地之牛头寺旁，后搬迁，就因为担心塌陷。

[29] 赵山函：《游城南》，见张礼：《游城南记》（陈元方等辑注），西安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61-82页。本文所引均见此，不赘。

原载《城市文化评论》（第7辑）花城出版社2011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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