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之死与东林党人

——兼谈《明史》的倾向性

李珺平

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原载《大学生GE阅读》（第3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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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讨论李贽死因。本文认为，李贽虽自杀而死，但把李贽送进监狱的却是被某些学者赋予“进步”称号的晚明东林党人和儒生官员集团。从性质看，这是一群知识人有组织地围剿一个颇具知识分子气质学者的群体性事件。若把它看作明、清两大文字狱序列之间的一个中介，其负面意义尤其发人深思。本文以张问达、冯应京和顾宪成为例，认真考察了这一事件的发生和展开过程。在追溯诸当事者个人心理动机之同时，阐释了晚明儒学士风颓废的原因以及渗透于其间的乡谊、师谊和党争等复杂纠葛。特别对李贽和冯应京共同接近利玛窦时各自出发点和学养基础的异同分析，有发人所未发之处。本文对《明史》的倾向性始终保持警惕，也着重研究了东林党人和宦官集团之间的异同。尤其对双方学术资源、切身利益乃至由矿税引发的斗争所做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

关键词：李贽；东林党人；明史；

1

李贽怎么死的？事涉东林党人。

由于东林党人作为儒生官员是在与宦官魏忠贤集团作对过程中失败的，又由于《明史》是倾向于东林党人的儒学中人（而不是宦官们）编撰的——出力最大的万斯同、万言等尽皆黄宗羲门人[1]，后者即东林党人黄尊素（被谥为“天空星急先锋”）之子——所以东林党人口碑在后世一直很好。梁启超学生谢国桢（1901-1982）说《明史》有5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2]。在中国，一个人的历史观往往是被塑造的而不是自己的。史书编撰者按照成见或偏见（狄尔泰语）剪裁并组织材料，又把它渗入叙述，读者囫囵吞枣阅读之，不觉已被塑造。另外，主流意识形态为了说明政权合法性等，也会重新解释历史。如范文澜、郭沫若等强把华夏古史纳入欧洲5种社会形态论和阶级斗争论，并根据它来解释历史。在这种历史观支配下，东林党人也被认定是“进步”的。这如同吃菜。一个人从小吃惯妈妈做的菜就会被潜移默化出一种口味，长大后吃同样菜觉得亲切有认同感，若换一种就觉得不适皱眉头一样。这不是后来的菜不好，而是口味僵化了。

可能正因如此，在涉及李贽被迫害问题时，学者们大多讳言，或笼统说是被封建统治阶级害死的，或指明具体人而不提东林党。例如，朱谦之先生《李贽：十六世纪中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1956）是1949年后大陆第1部研究李贽的著作，在谈及迫害人时，指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阁首辅沈一贯和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及敌视李贽的顾宪成等，却回避了张、顾的东林党人身份。实际上，张被阉党谥为东林党的“地角星独角龙”，而顾则是东林党首领之一。容肇祖先生《李贽年谱》（1957）在迫害者名单中提到了张，并增加了蔡毅中和温纯，但也回避了张的东林党人身份。张建业《李贽评传》（1981）沿袭朱谦之，只提沈、张而不提党人身份。鄢烈山、朱健国《李贽传》（1993）提到沈、张，又增加了一个冯应京，并描述了冯加害李贽的行为，亦未提东林党。许建平《李卓吾传》（2004）提了沈、张、蔡、冯，也猜测了冯的动机，但仍未提东林党。最早将东林党人钉在耻辱柱上的，似是许苏民《李贽评传》（2006）。作者指出，张问达是“东林党人头面人物之一”，又是“东林党人中享有盛名的‘君子’”，冯应京是“被东林党人引为同道，只因早死未能荣登‘东林党人榜’”的儒学官员，而顾宪成则“对李贽之死持一种幸灾乐祸和冷嘲热讽的态度”。该书言辞犀利，点明了张、冯、顾的东林党人身份，也有一定分析。

以上诸书各有所长，但由于所据材料不同（或不齐），都没有将东林党人到底如何（How）和为何（Why）迫害李贽的起因、过程及动机等说清楚，更没有深究与东林党人联手的整个儒生官员集团如何沆瀣一气、共同制造冤案的。本文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探讨这些没有说尽的问题。

2

探讨之前，先说东林、东林党之得名及本文为何使用东林党人这个名词。

“东林”由顾宪成等创办东林书院而来。由于“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3]，又由于顾制定院规及言论中经常出现“吾党”字样，所以被敌手宦官集团称为“东林党”（如卢承钦仿北宋《元祐党人碑》作《东林党人榜》，王绍徽仿《水浒传》作《东林点将录》等）。称党暗寓一种凶险，正如东林党人亦称宦官集团为“阉党”一样。孔丘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党，在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社会是一个贬义词。人们即使结党，也从来不说。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近代社会之所谓党，是一个具独立性政纲的政治派别，而东林党和阉党都依附于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存在，似亦不配称为党。

作为一个颇有势力又能互相援手、组织松散但政治上声气相投的儒生官员群体，东林党活跃于万历后期、泰昌、天启和崇祯前期等4朝。万历朝兴起，泰昌朝甚至控制了皇帝，天启朝被阉党构陷，崇祯朝又给予平反。在政治上，东林党反对宦官，试图控制皇帝（立储）和朝政（在京察中排斥异己安插亲信）。在经济上，他们反对征收矿税等工商业税。在道德上，喜欢利用气节（甚至自虐）制造名声，自我标榜。口头上则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最高标的而不管是否做得到（导致虚伪）。

明白了这些内容，就会理解为什么阉党所列的东林党人名单中成员各有不同，他们把凡在上述问题上有共同倾向的人都算作东林党。华裔美国学者黄仁宇说：“东林党……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4]我基本同意这个看法。“派系”、“宗派”或“帮伙”等，也许更能揭示“东林党”的含义。由于这些人亦派亦宗亦帮，既松散又紧密，所以本文称他们为“东林党人”。还有，东林党人虽在特定时代兴起，但其政治、经济和道德主张却在此前此后的儒生官员集团有广泛应和，可以说是后者的代表（或佼佼者），所以本文“东林党人”含义稍宽泛一些，既包括被阉党列入名单的那些人，也包括与之接近的儒生官员等。

还有几个是非问题需要澄清：

（1）在试图控制皇帝和朝政方面，东林党和阉党不分伯仲。他们都是依附者，都想通过控制皇帝和朝政保护自己并渔利。黄仁宇嘲笑说：在万历朝，“东林运动只实现了一个目标。它彻底阻挠了万历皇帝改变继位顺序的企图。”[5]让老大做皇帝还是让老二？从今天眼光看，与国计民生及构造公民社会有什么关系？连皇帝都觉得无聊：“朕家事，何与卿事？”但被东林党人（含《明史》）炒得沸沸扬扬，好像立了大功。还有，对万历末年“梃击”案和延续至泰昌以后的“红丸”案、“移宫”案的处理，东林党人也自认为立了大功，其实不过是由万历朝“立储”事件所延续的争权夺利活动。

（2）在反对征收矿税（有时亦含江南织造税和江西陶税等）方面，也不能听东林党人一面之词。因为宁夏战争、日本侵朝战争、治河工程、建宫殿及满足皇帝私欲……，于公于私，哪一样都需要钱。钱从哪里来？在传统中国，不是工商业者就是农民，二者必居其一。东林党人是以东南（南直隶，今江苏全境和安徽北部）缙绅为主并以各省缙绅为辅的儒生官员集团，为工商业代表者，当然不愿把所得白白送进国库或内府。皇帝怎么办？只有依靠宦官强收。这就是为什么每逢双方对立关键时刻，狡猾的皇帝总站在宦官一边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糊涂皇帝由于被控制而取消工商业税农民负担加重生活困顿的根本原因之一，更是晚明军队欠饷太多士兵作战不力遇敌即溃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些缙绅，不但有地方官或京官保护，有的本身就是儒生官员之家或亲戚。他们不是没有钱，而是不愿让利于农民。这种心理，与今天垄断了开厂、办矿、搞公司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不愿交税而总想转嫁于农民和其他阶层是一样的。宦官们为皇帝敛财（私下抽份）固然罪不可赦，但拥有采矿权的缙绅也好不到哪里去。《明史》把后者塑造为先进人物却把反宦官反纳税说成群众运动。错！即使真有运动，这些群众也是被运动者（不是主动者），更不是农民。我的意思是，他们充其量只是一群具有“游民”性质（王学泰）的被煽动起来充当替死鬼的群氓。因为，按本朝法律，真正的农民是被“钉死”（黄仁宇）在土地上不得离开的——即使几天，也得持通行证，否则有杀头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怎么可能随便走进城市（上街、聚众）并为与己无关的矿税摇旗呐喊呢？

（3）在学术资源和治国理念上，从黄仁宇的分析看，东林党人也和阉党完全一致，都来自于朱熹《四书集注》。区别仅在于，后者把奴性发挥到极致而不言，前者却利用文官体制和意识形态系统宣传自己，甚至以变态自虐来高标气节。例如，冯应京的老师、被阉党谥为“天伤星武行者”的邹元标，为了维护儒家“守丧三年”的教条，竟以反对张居正“夺情”为借口，故意接受“廷杖”被打成残废。从今天眼光看，父亲去世，张居正是否回去、是否守丧、是否守三年，与国计民生有什么关系？张居正不回去，固然是矫情（假公济私），你故意接受“廷杖”是否也矫情呢？从当时眼光看，事关百姓死活的问题堆积如山你不上疏（不是热点不能出名），却对张居正是否守丧有莫大兴趣（况且皇帝都批准了），居心如何，当然令人怀疑了。

从私生活和贪欲看，东林党人也丝毫不输于阉党。从私生活看，与李贽交好的意大利人利玛窦《札记》第1卷对晚明儒林士风有详细叙述，相当肮脏。这还是整理者金尼阁出于教士的羞耻心，“略去了所有关于多妻制、卖淫、鸡奸和同性恋的段落”[6]后的文本。如果查看原意大利文或拉丁文文本，不知有多无耻！在这种氛围中，东林党人能好到哪里去？据记载，东林党首领之一顾宪成私下蓄妾（今天叫包二奶）被老婆抓住反以“无后为大”搪塞，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同党们均为之美饰。从贪欲看，在天启朝，凡东林党人被阉党陷害并抄家者，哪家没有几千两（甚至万两）白银？崇祯要抗击努尔哈赤又要对付张献忠李自成然而府库空虚，请儒生官员（包括那些自认接续了东林党精神者）捐款，没想到人人推托或少认数目（吝啬，又怕露财）。但李自成进北京后，这帮人逃得最快。据王学泰考察，刘宗敏从这些人家抄出的白银，哪一家不是成山成海？这说明了什么，不是贪腐，又是什么？

说明了上述情况，就大致知道李贽这个直言快语、不爱女人不爱钱、视儒学教条和道学家为仇雠的异端思想家为什么遭受迫害的原因了。

3

如下以张问达、冯应京和顾宪成为主，予以考察。

最先置李贽于死地的是张问达。

万历30年（1602）闰2月，张问达弹劾李贽。奏文较长，不具引。其原始记载见《神宗实录》369卷，而后顾炎武《日知录》全文转引，今天所见《李贽传》也无一不有。它由3部分组成。第1部分用较为隐晦的笔法概述李贽个别观点予以诬陷，第2部分“尤可恨者”以下用传言作事实大肆诬蔑并谈危害性，最后要求把作者李贽解回原籍把其书全部烧毁。甚矣，张问达之卑鄙也！笔者无须多嘴，用黄仁宇的评论来下一个鉴定：“张问达的奏疏具有煽动的力量，而他使用的罗织方法，也把一些单独看来不成其为罪状的过失贯穿一气，使人觉得头头是道。何况把可能的后果作为现实的罪行，也是本朝司法中由来已久的习惯。”[7]经过“17年”政治运动和10年“文革”之人，对上述手法应不陌生。利用政府（皇帝）之力杀掉观点不同的人，这种气壮如牛的行径多少与孔丘杀少正卯（《孔子家语》）一样。罗织法不是上世纪50年代工作组发明的，也不是张问达，应该是2000多年前的孔丘。这是儒学先师最具国粹意义的创造！从杀少正卯到明清文字狱再到“文革”，哪一代没有？[8]

问题是，张问达为什么要迫害李贽？

在我看来，其中有个人因素，更有互通声气共同谋杀之因素。

从前者看，张问达，陕西泾阳人，万历11年（1583）进士。任过两届县令，被征授为刑部给事中，旋改工部左给事中，此前又刚任礼部都给事中。据大明职官志可知，给事中属纪检人员，权力大但等级低。本朝纪检有两个系统，共辖162人。都察院御史110名，用来监察13省官员。中央6部给事中52名，主要监察京官并谏议天子。给事中是普通纪检人员（从七品），都给事中相当于组长（正七品）。刚上任的都给事中张问达，就是礼部的纪检组长。这种体制内的监督，在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社会，历来都是做样子的。尽管如此，也有职司区别。刚当上组长的张问达，为什么不把监督矛头对准职司所在的本部官员、全体京官乃至皇帝，却对一个退休多年、衰病缠身的垂死之人感兴趣呢？其心理动机可以猜测，应该就是升官发财。试想，区区正七品的级别怎可能是张问达的终极目标？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入阁，才是所有儒生官员的理想归宿。而检举李贽后也确使张问达红运当头。他在东林党人风头正盛的万历末年被擢升为户部尚书、兼署刑部，拜左都御史。在东林党人掌权的泰昌朝，他又成为顾命大臣之一。

从后者看，张问达不过是被支使的扣动扳机者。在其背后，是耿定向与李贽冲突的延续，也与首辅沈一贯相关，还与文人小集团间的“师谊”、“乡谊”交缠。

耿定向死得稍早（1596），否则很可能也是东林党人健将。他虽去世，但与李贽论战的余波继续荡漾。特别是，代表其利益并欲为之复仇的门徒（如蔡毅中等）始终没有忘记李贽。记仇本来就是儒生官员的强项。《论语》及所有儒家典籍中，君、父、师之恩之仇被赋予不可不报的最高地位。它既属于忠也属于孝更属于义，是一种“不得不如此”的道德律令。万历29年（1601）蔡毅中恰好中了辛丑科的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复仇计划由此被列入日程。但有两个障碍使他无法遂愿：（1）庶吉士不是言官，要弹劾李贽，需要枪手。（2）庶吉士人微言轻，要扳倒李贽，需要舆论更需要首辅默认，因为李贽在朝在野都有一些有名气的朋友。不过这些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关于枪手，蔡看中了爱提意见、风头甚盛又有强烈出人头地欲望的张问达。与张问达的沟通，蔡通过师谊、乡谊手段达成。原来蔡（河南光山人）之座师温纯与张问达是乡党。温纯，陕西三原人，嘉靖44年进士，万历初任河南参议时曾“器毅中于诸生”[9]，成为后者座师，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10]。关于舆论与首辅，蔡可以制造并假借。据《蔡毅中传》可知，沈一贯（浙江鄞人，隆庆2年进士）本与温、蔡都有嫌隙——曾被温弹劾并疑奏文出自蔡。但此年初京城忽然谣言四起，说李贽著书是丑诋沈一贯，后者“恨甚”但“踪迹无所得”[11]。笔者怀疑，谣言可能为蔡所造，目的是挑起沈对李的仇恨，以收鹬蚌之利。最起码，蔡希望自己出手收拾李贽时沈会默认。因为，此事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27卷所载，但并未指明放风者是沈一贯。而张问达奏疏中某些内容，却与蔡几年前为诋毁李贽所写的《焚书辩》（由耿定向授意）有相似之处。

枪手有了，舆论有了，首辅默认有了，李贽的好友也式微了——厚道的漕督刘东星（山西沁水人，隆庆2年进士）最近才去世，具慷慨悲歌情怀的燕赵之士马经纶（河北通州人，嘉靖17年进士）被贬闲居，而焦竑，则是耿定向的得意门生[12]——蔡深知，收拾李贽时焦竑即使不满也不会出面，果然。由蔡幕后导演的辣戏终于开场了。

蔡毅中为什么迫害李贽？还得从12年前说起。

万历18年（1590），李贽《焚书》在麻城刻成，主要揭露晚明儒生官员的无耻。尤其关于《与耿定向》7封信与《何心隐论》，彻底撕破了耿定向的假面具。耿恼羞成怒，写《求儆书》给门徒。求儆，本义是请求指摘过失，但该书并非如此。耿以孔丘面目出现，呼唤门徒勇为子路，替己解围。最先跳出来的就是蔡毅中。耿《求儆书》由蔡作《序》当时就刻版印刷，次年蔡还亲手撰成《焚书辩》又由耿作《跋》广泛散发。蔡《辩》与耿《跋》口径统一。其口气和所栽赃的事例，与后来张问达奏疏几乎如出一辙。接着跳出来的是聚集在武昌的一伙耿定向门徒。他们更卑鄙，竟雇佣流氓以“左道惑众”名义围攻李贽。可怜李贽有一次刚到黄鹤楼，未及眺望晴川、遨游九峰就被驱逐。5年后（1596），耿另一门徒史巡道莅临麻城，又扬言要驱逐李贽。这一连串事件，蔡是否其间贯通者，不得而知，但其刻《求儆书》、撰《焚书辩》及与耿往复为文，都对迫害李贽立下汗马功劳。

蔡之迫害李贽，除授意外，我认为还与其为人和学养有关。蔡之学养，如前已知，来自温纯、耿定向，是自作圣人并诱他人入彀的朱熹“三纲五常”那一套。蔡之为人，极虚伪。其本传有许多华而不实之词。[13]据云，4岁时父生病，他求天自代。5岁时通《孝经》，父问为何，答曰“欲为圣贤”。要知道，古人年龄是按虚岁算的。此所谓4岁，无非今天的3岁甚或2岁（如果生于下半年），所谓5岁，亦不过今天的4岁或3岁。谁爱信不信，反正我不相信这么大点儿孩子会有如此能耐。如果有，也只能哀叹其被异化到了非人程度。更可笑的还有：A，其母盛夏生病渴望冰块，其家盂水忽然冻结。B，会考时闻母去世，蔡呕血数斗（一个人到底有多少斗血？）C，蔡结庐守孝，忽有紫芝、白鸟和千鸦齐聚墓侧。这些只能在小说和神话中见到的灵异故事，居然一本正经被记载于《明史》。其滑稽可笑，一至于此。由此可知梁启超、鲁迅为何对24史深恶痛绝，为何对《明史》颇多怀疑，亦可知《明史》倾向性多么强，还可知对蔡（含东林党人）的美化到达什么地步。李贽矛头所向，无不是蔡这类道学家、伪君子。后者为何不恨得牙痒，为何不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4

冯应京为什么迫害李贽？

这得从个人动机及思想倾向入手。

冯迫害李贽，《明史》本传无载，因为作者要把冯塑造成一个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如反矿税）且毫无瑕疵的儒生官员光辉形象。但问题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此事被李贽好友袁中道《李温陵传》、马经纶《与湖广冯佥宪》，及亲自调停过李贽与耿定向冲突的沈鈇《李卓吾传》所载。在袁文中，冯被称为“当事者”，迫害事实是“火（烧毁）其兰若（寺）”。在马、沈文中，冯被直指其名，叫作冯佥宪或冯应京，而迫害事实也不仅是“毁龙湖寺”，还有“寘从游者法”（把跟从李贽学习的徒众抓起来投进监狱）等。

综合上述材料可知，冯迫害李贽事发生在万历28年（1600），即李贽下狱和自刎前1年多。冯的迫害，使4年前耿定向门徒史巡道企图驱逐李贽的扬言变成了现实，也使李贽从此离开麻城开始了居无定所的生活。他一会儿被刘东星接去（济宁），一会儿被马经纶接走（通州），最终走向了死路。从这个角度说，冯亦是谋杀李贽的元凶之一。

这年冯刚被擢为湖广佥事，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14]。佥事，是按察使署的官员，该署是布政使司（相当于省级）的监察司法部门。黄州，为李贽芝佛院（即龙湖寺）所属麻城县的府治。皇帝派冯到湖广作佥事，是督缴矿税而不是找李贽的麻烦。然而，冯却干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与有采矿权的本地缙绅（董事经理们）勾结并和宦官陈奉斗，反过来抵制矿税。二是驱逐李贽。前一件好理解，冯出身南直隶缙绅（江苏盱眙人，万历20年进士），在反工商业税并维护儒生官员团体利益上与本地缙绅一致。这种玩火行径把冯自己送进了监狱但于东林党人有利，所以被《明史》大书特书。后一件却难理解。李贽退休多年，早已削发，专事讲学，与矿税无涉，为什么冯不放过？其个人动机是什么？

有人猜测冯新官上任三把火想露一手，也有人猜测冯视佛教为异端而李贽削发，还有人猜测冯欲维护地方秩序。这些猜测可能事出有因，但我认为不是真正动机。因为，（1）冯反宦官、反矿税、给皇帝难看，已露了最大一手，无须再借李贽出名。（2）有佛教倾向的儒生官员不是少数，冯并未与之断绝来往。（3）本朝儒生官员男女关系的无耻与泛滥，冯司空见惯，无须拿李贽说事儿。那么，冯真正动机是什么？我认为，从马经纶《与湖广冯佥宪》可找到答案。理由有二：A，马信写于冯活着时候，如有不妥，后者肯定会辩驳，但目前找不到任何辩驳。B，马是一个勇者，笔者称之为慷慨悲歌之士，他的话值得相信。李贽死后，其钦慕者和学界朋友（包括焦竑）大都私下愤怒或悲哀，但唯独马敢站出来营救并抗议。他陪李贽前往监狱，还连续写出《与当道书》、《启当事书》、《与李麟野都谏转上萧司寇》、《与王翼廷主事》等为李贽伸冤。从马信可知，冯原是李贽钦慕者之一。李在南京时，冯曾专程拜访。不知是忙还是不愿，前者竟未接待。如此好名、以圣贤自诩、并以胆大著称于儒学士林的冯，却在一个秃翁门前遭受了冷遇，其内心创伤可想而知。冯“意其慢己，怀恨而去”[15]。从心理学看，这才是一个真正能蕴蓄强大能量的动机。明乎此，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手策动焚芝佛院、毁塔、逮捕追随李贽之僧人并驱逐李贽的活动等，就能得到合理解释。

此外，冯还有更多迫害李贽的潜在理由。

从政治思想看，冯倾向于东林党。如前已述，其老师邹元标就是东林党人。此外，其朋辈还有更多同党。有学者把该党视为进步团体，专门搜求其朋辈中党人。他们发现，与冯互以书札论道的冯琦、丁元荐、曹于汴，及与他同时系狱的弟子何栋如等，无不列名于天启5年（1625）颁示天下的《东林党人榜》[16]。从道德倾向看，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三纲五常”式教条主义者，其矫情差可与蔡毅中媲美。母亲去世，冯严格按《周礼》规定，在墓旁结庐3年，不吃肉，不进妻妾之房，每天枕土块，睡草垫。在学问上，冯“笃信朱子，不啻子夏之信圣人” [17]，是一名由王返朱的忏悔者。由于咬定了朱学，对以前学习王阳明相当后悔，所以态度极其激烈。这些方面都和李贽相反。李贽思想比较驳杂，除儒释道外，还有幼年以来的伊斯兰文化背景[18]，以及晚年受基督教启发而萌芽的平等思想。由于思想驳杂，李贽道德上相当自由。他不株守儒家，用马经纶的话说，是“有官弃官，有家弃家，有发弃发”。但思想相对自由绝不意味着行为放纵，恰恰相反，李贽生活非常谨饬。据朋友袁中道说，他食无荤腥，居无仆妾。这也与冯、蔡和一班东林党人根本不同。马经纶曾用李贽来对比儒生官员，说后者“甘一官若饴，数日不近妇人若死，甚至涂抹须发，外以求怜上官一日之容，内以取媚姬妾半刻之欢，习以成风。”[19]如上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都是冯很难容忍的。

还有人认为冯迫害李是误伤，理由是他们都和基督教神父利玛窦有深交。

我认为，非也！

笔者认为，冯、李固与利氏有深交，但其出发点有天壤之别：（1）冯为利氏《交友论》写过序，但只把西方交友之“诚”视为与儒学“友伦”相通的东西，而不是发掘潜藏于西方人交友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2）冯为《天主实义》写过序，但重点是批判佛学的无稽和泛滥，而不是阐发基督教之奥秘和西方文明和文化之奥义。（3）冯还说过为善者必信“上尊者理夫世界”，但此概念在冯这里，只是一个与朱熹“天理”相若的代名词，而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和柏拉图的理念世界。（4）冯对利氏关于西方文明和文化以及关于基督教的其他著作，并不很感兴趣。在我看来，冯对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及文化的认识程度，大体停留在邹元标、叶向高（被谥为东林党的“天魁星及时雨”）的水平上。邹《答西国利玛窦》云：利氏“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曾窥其奥，与吾国圣人不异。”叶《赠西国诸子》亦云：“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在他们眼中，利氏和基督教不是异人和异质文化，而是与儒者和儒学大同小异的东西。利氏被视为与孟轲、荀卿相若的西方诸子，而基督教义被视为与《中庸》相若的天主学。（5）因此，如果冯不早死，我认为有可能成为基督教徒（据利氏载，冯未及领洗就死去），却不可能成为像李贽那样从儒学营垒冲杀出来的斗士。（6）利氏对冯的关心，目的不是传授科学技术和平等思想而是让冯接受洗礼。冯“头一个把儒学博士称号加之于利玛窦神父”[20]，这增加了利氏在儒学士林传播福音的声望，也增强了其通过给冯洗礼进而在儒学士林扩展信徒的信心。利氏“合儒”、“补儒”手段曾遭耶稣会严厉批评，这正好说明了他迁就儒学的弱点。（7）李贽与冯不同。据利氏载，作为一名纯人文学者，李更关心的是“生命之道”和人性平等问题。所以，不管利氏讲什么，李贽都静听、品咂，并默默思考，从中捕捉与个人心理定势相关的信息，而不轻易反驳亦不盲目赞成。

5

顾宪成为什么敌视李贽？

张问达、冯应京的迫害行径发生在李贽生前，唯独顾宪成的敌视行为发生在李贽死后。李贽之死并没有平复东林党人和一些儒生官员的心头余恨，相反成为唁唁不休的口实。就像鲁迅小说中夏瑜脑浆和血是愚人的食物而坟头是乌鸦的聒噪场一样。对李贽来说，我认为，张、冯就是愚人而顾则是乌鸦。顾《小心斋札记》云：李贽“后至春明门外，被人论了。才去拿他，便手忙脚乱，没奈何却一刀自刎。此是杀身成仁否？此是舍生取义否？此是甚的自然？甚的当下？甚的见见成成圣人？自家是如此，何况学人？故当下半是学人下手亲切工夫，差认了却是陷入深坑，不可不猛省也。”[21]语含讥讽且幸灾乐祸，很不厚道。

顾为什么如此，连死人都不放过？这得从讲学说起。

顾宪成，无锡人，万历8年（1580）进士，22年（1594）被革职还乡开始筹建东林书院，万历32年（1604）正式开张。在此期间，李贽恰好于万历24年（1596）至28年（1600）在南京讲学。南京是陪都，政治地位不能与北京比，却是一个学术重镇。《明史》云：“南京卿长，体貌尊而官守无责，故为养望之地，资地深而誉闻重者处焉。”[22]当时南京讲学者甚多，而李贽最为出色。据沈鈇《李卓吾传》云，李贽居白门（南京），“南都士更靡然向之”，“倾动大江南北”[23]。余永宁《永庆答问》云，有些学者如方时化等，从外地携眷来此专从李贽学习。还有一些则私下遣弟子向李贽问学，认为“李卓老，今之善知识也”，“就是不说话，见见也好”[24]。由此可知，李贽名气太大，可能引起了正在筹办东林书院、欲开班收徒之顾宪成的警惕、嫉妒。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李贽讲学，特别注重“当下”，这应当是引发顾宪成愤恨的根本原因。李贽所谓当下，就是“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去穿衣吃饭，无人伦也。”[25]李贽这种“当下论”强调了“穿衣吃饭”等生产生活活动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并认为人类所有大道理就潜藏于其中——“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26]。我认为，这种看法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那种肯定人的正常欲望的人本主义和建立在这种主义之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说，也是中国古代真正有价值的并且可以和西方思想相接榫的东西。我还认为，它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准点——即“衣、食、住”等生产生活活动是人类创造历史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相通的。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认为，人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27]

但顾宪成讲学，目的却不是这样，而是为了宣扬一种超越于“穿衣吃饭”等生产生活活动之外的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即宋明理学和“三纲五常”。在顾看来，“穿衣吃饭”对人并不重要，在它之外，有一个政治和道德教条更重要。这个教条是什么？用朱谦之先生的话说，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谦之认为，“顾宪成是一个认‘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是斩断人情，直标天理，十分到头话’的人”[28]。朱谦之言之有据！因为顾《小心斋札记》、《商语》、《当下绎》等著作所宣讲的，大都是这些东西。具言之，顾的理论就是，每个人在“穿衣吃饭”之前，必先追问一下是否符合政治和道德教条，即所谓“究其源头”。意思是，在“穿衣吃饭”之前，必先用政治和道德教条衡量一下，面前的衣能不能穿、面前的饭能不能吃？若符合该教条，就可以穿可以吃；若不符合，则宁愿冻死、饿死也不能穿不能吃，否则就是“失节”。顾这一套理论，人们似曾相识。“五四”前贤陈独秀、鲁迅、胡适们不遗余力予以反对的，就是这种理论。为了忽悠老百姓，这种理论有许多变相，它一会儿着红衣，一会儿戴黄帽。在“文革”时代，它叫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改革开放之初，它又叫作“宁肯冻死饿死也不要红旗落地”。

黄宗羲《明儒学案》总论顾宪成讲学宗旨云，顾“深虑近世学者乐趋便易，冒认自然，故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皆令究其源头，果是性命上透得来否？勘其关头，果是境界上打得过否？”[29]解释一下，黄这里的“近世学者”、“自然”和“当下”就暗指李贽及观点，而“究其源头”、“勘其关头”是指顾宪成的观点，至于“性命”、“境界”云云，则是指宋明理学的概念。由此看来，黄宗羲是把批判李贽“当下”论并提倡“究其源头”视为顾宪成平生学问的根本了。我认为，黄宗羲概括得非常准确！东林书院1604年开张，顾宪成1612年去世，他把生前最后8年时间几乎全用来和李贽辩论。由此亦可见，顾对李的反感何其深，对“当下”论的成见何其大！遗憾的是，顾有意曲解了李贽。顾认为，李贽强调“穿衣吃饭”就是只要生产生活活动而不要精神追求。其实不是。如前已述，对李贽来说，重视穿衣吃饭并不是只要当下。李贽认为，从穿衣吃饭这些生产生活活动中抽绎或升华出来的，就是人生和社会的根本道理。李贽说：“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可见，在李贽这里，穿衣吃饭和社会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一致的。而顾则不同。他认为，在穿衣吃饭之外，还有一个与之不同并高居于其上的根本道理——即宋明理学与“三纲五常”——存在着。也就是说，穿衣吃饭和社会人生的根本道理是相互无关的。这可能是所有教条主义的共同特征。

有人会说，如果东林书院宣扬这些东西，还会被查禁吗？笔者认为，这是不明真相的提问。事实是，东林书院被查禁不是因为宣扬了宋明理学和“三纲五常”，而是因为以讲学为手段结党并试图遥控朝政。对此，《明史》有明确记载，黄仁宇《剑桥中国明代史》也有比较客观的分析。无须赘述。本朝儒生官员拉帮结派非常严重。不仅党外有党，而且党内有派。东林党外，有沈一贯为首的浙党，有顾天埈为首的昆党，有汤宾尹为首的宣党，有周永春韩浚为骨干的齐党等。东林党虽以南直隶缙绅为主，但其实是苏派、秦派等的联合。所谓苏派，在我看来，亦为秦派之一。这是因为，《明史》载顾宪成为江苏人，但其先祖却可能来自陕西。宋、元以来，陕西为边鄙战争地带。儒学士人为访学或谋生，纷纷东移南下，向东经河南，或向南经四川，而辗转迁徙，并落脚于文化或政治中心之边缘。如司马光是陕西夏县人，却一生居于洛阳，属于向东迁徙者。顾之先祖，曾至四川，大概属于经四川而东迁者。苏派之所以与张问达、温纯、冯从吾（主讲首善书院并自创关中书院）等一班秦人关系密切，其原因，应该也在这里。

这些党与东林党一样，为各自利益互相攻讦，极其残酷，恨不得我吃了你你吃了我。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给党争一个很好的定性。但它们也有共同点。（1）其学术资源都来自宋明理学；（2）都依附于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制度生存；（3）都想控制朝政以售其私；（4）在局部利益上争吵不休但根本利益完全一致；（5）因此，凡与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制度作对，并违忤与此制度相配套的意识形态系统（即宋明理学）的人或学说，是其共同敌人。

李贽落在这帮人手中，结果可想而知。

6

如上从张问达、冯应京和顾宪成的个人动机和学术成见看，其迫害和敌视李贽都有原因。从同一视点看，耿定向、蔡毅中等也有理由。但若把视野放大一些，就可发现，问题还不仅如此。事实上，李贽之死是不得不然的。为什么？因为其言论和所作所为，直接威胁着东林党人和所有儒生官员的整体生存环境。

首先，对后者来说，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不仅是其安身立命之所在，更是其饭碗——权势、名声、金钱等——之寄托，然而李贽却不遗余力加以攻击。万历18年（1590）李贽刻成的《焚书》，和万历27年（1599）完成的《藏书》，其中许多就是讨伐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的檄文。对孔丘，李贽公然持不信任态度，提倡“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而以“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为是非”。对孟轲，李贽大胆指斥为“本本主义”，说他“执定说以骋己见”，并“欲以死语治活人也”。对朱熹，李贽更瞧不起，无情讽刺其“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为无稽之谈，并嘲笑说“怪得羲皇上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尤其是，李贽指责朱熹，说他身为宋孝宗之顾问和教师（崇正殿说书）却对宋朝遭受强邻欺侮毫无办法，只把心用在排斥不喜欢的大臣和近习（宦官）上[30]。对全体儒生官员，李贽绝不留情，说“千万世之儒皆为妇人”，“儒者不可以治国家，信矣”，又说“鄙儒无识，俗儒无实，迂儒未死而臭，名儒死节狥名者乎，最高之儒，狥名而已”。东林党人本身就是儒生官员，又是宗法专制和皇权主义制度的受益者和寄生者。在政治和道德上，他们是典型的犬儒主义者，完全依赖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建构意识形态，以维持自身耽于“名教乐地”的幸福生活。李贽这一桩桩、一件件揭发和攻击，不啻于指着和尚骂秃驴，而且很可能断绝其受益和寄生的生态链。他们怎么能不气急败坏，怎么能不联手加害？

其次，李贽对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也彻底颠覆了东林党人和儒生官员所认可的系统。对古代历史人物如秦始皇、吕不韦、卓文君、武则天……，东林党人和儒生官员自有一套已成型的僵化结论。它如同“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样，不能更改。这些内容被渗透在所有教材中，小孩子从识字开始就受熏陶，被烙印于头脑并渗透于血液，然后再倾泻于科举考试的答卷中。然而李贽却不管这一套。他公开宣布，吕不韦、李园是智谋之士，李斯是才力之士，卓文君是善择佳偶之女子，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武则天是圣君，等等。更令东林党人和儒生官员大跌眼镜的是，李贽还认为，五代时不忠一君而以老百姓利益为转移的冯道是“救时贤相”，而记载唐代张巡忠君死节后有厉鬼杀贼的内容是“放屁”。还有使之怒气中烧的，是李贽居然赞美宋人章惇——一个曾经禁止理学，令一切宋儒明儒及东林党人胆颤心寒、厌恶到极点并不共戴天的人，说他“刚很，胆粗才瞻”，“若有圣主贤相，亦足建功立业”。是可忍，孰不可忍？不管李贽的评价是否有理，作为学术探讨说出来总可以吧，但东林党人和儒生官员是不允许的，因为这些评价打破了儒学永远正确的梦想，动摇了儒学永世长存的根基。在张问达奏疏中，在耿定向《求儆书》和蔡毅中《焚书辩》中，就有从李贽上述评论里挑出的事例。而在顾宪成《小心斋札记》中，在冯应京心灵深处，所要维护的也正是与李贽上述评论完全相反的宋明理学的基本原则。

读了李贽如上言论，生性谨慎的袁氏昆仲曾替李贽担心。袁宗道事前就说“祸在是矣”（《石浦先生传》），而袁中道事后则云“（李贽）出为议论，皆为刀剑上事”（《李温陵传》）。他们都深谙宋明理学的潜规则，也知道上述言论对李贽意味着什么。近人吴虞（1871-1949）、黄节（1873-1935）分别道出了袁氏昆仲想说而未敢说的话。吴氏痛心疾首说：“卓吾产于专制之国，而弗生于立宪之邦，言论思想，不获自由，横死囹圄，见排俗学，不免长夜漫漫之感。”[31]黄氏云：宋明理学“对于异说虔刈芟薙，摧陷压抑，务使销亡澌灭，不得萌芽。束天下后世之聪明才力胥出于儒之一途，而其他则无独立并行之余地……卓吾生儒教专制之时……自不能免。”[32]又云，释迦、少正卯、杨朱、墨翟及诸子百家在儒教之国，“皆居于被排斥诛锄之地位”[33]。最近逝世的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也说过差不多相同的话。蔡称李贽为“中国第一思想犯”[34]。意思是，李贽是因为思考而不是行动，因为学术而不是政治而致死的“唯一无二”的思想家。明乎此，李贽被儒生和儒生官员称为“妖人”、“异端”并被穷追猛打，又有什么奇怪呢？由上看来，李贽之死实际上是一伙知识人对一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人的迫害。[35]如同祥林嫂的悲剧不悲在狼吃阿毛而悲在宗法专制的礼教体系吃祥林嫂一样，李贽的悲剧，也不悲在其被弹劾致死，而悲在一伙知识人凭借强大的皇权主义国家机器和主流意识形态系统（即儒学）围剿一个孤零零的学者。

李贽亡后仅40年，明王朝就覆亡了。不能说李贽之死与明朝之亡有直接关系，但如下几个问题倒是必须思考的。（1）由于没有新思想新方法论透视，李贽对儒学的批判，在我看来，大多不过是就事论事的攻击而不是分肌析理的剖判，言辞尖锐却不能彻底毁坏。然而就是这样的言论却被儒生官员和东林党人大加挞伐，可见知识界的不宽容到达何种境地。这种不宽容，会导致所有知识人乃至全国老百姓的集体沉默或众口一词。这是否好事呢？（2）儒生官员尤其东林党人把李贽关于思想和学术问题的争论不是放在思想和学术架构中用理性的讨论的手段来解决，而是巧妙转化为政治问题，罗织罪状，并把它交由皇帝裁决，交由司法部门审判，这是否好事呢？这种做法，宦官集团曾用来对付儒生官员和东林党，而儒生官员和东林党又转手用来对付李贽。从延续性看，我认为，它是被文字狱吓破了胆的晚明知识人在精神上的集体自戕行为。这虽然是一部分人所为，却具有普遍意义。因为，既然你可以用它来清除李贽，那其他人当然也可以用它来对付你。一旦成为惯例，请不要着急，任何一个知识人都有机会充当献祭羔羊的。若把晚明知识界对李贽的围剿看作明、清文字狱之间的一个中介性事件，看作“文革”一个前引，也许会有更多的感悟。（3）一个王朝的主要官员和主流知识人倘若都像蔡毅中和东林党人那样，都把眼光紧盯在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意识形态上不放，那么，其他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就会被遮蔽。这是否好事呢？我认为，它可能会无形中鼓励一些野心家和阴谋家悄悄成长，将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慢慢演变为万马齐喑的死寂社会，并使之虚弱不堪。

最令人揪心的也许是，如果人们长期以正史撰写者（如《明史》）的不实之词为是非，顺其口吻赞美那些置李贽于死地的人，将不但不能消除李贽悲剧在未来发生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推进执政党“十七大”提出的公民社会建设进程，相反倒有可能使一些懵懵懂懂的人重新成为吃夏瑜血肉的华老栓和华小栓，还有可能使今人重蹈李贽之覆辙。

是否，是否？

注释：

[1] [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见[清]黄炳垕：《黄宗羲年谱》（王政尧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84－93页。

[2] 谢国桢云：“《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自明嘉靖以后，内阁柄政大臣，多为东南缙绅所操持，一脉相承，当时谓之传衣钵。”

[3]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032页。以下只注页码。

[4]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576页。

[5]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明代史》，第588页。

[6] [法]史若瑟：《利玛窦中国札记.1978年法文版序》，见《利玛窦中国札记》（[比利时]金尼阁整理，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58-659页。

[7]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3-144页。

[8] 李珺平：《中国士能否等于西方知识分子——兼与余英时教授商榷》，《社会科学论坛》（河北）2007年10期。

[9] [清]张廷玉等：《明史》，第5714页。

[10] [清]张廷玉等：《明史》，第5801页。

[11]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91页。

[12] 1562年，耿定向督学江南时曾命焦竑为崇正书院学长，还让其代掌教席。焦由此成为门徒，名声大振。耿去世，焦提议将书院改为祠堂，并书“耿天台先生讲学处”。有论者说焦李为知己，笔者认为，否！知己是双方披肝沥胆之人。考察焦李关系，似未达此境界。焦推崇李且思想受李影响大是事实，但一直无法摆脱与耿的师弟子关系。李在南京时曾云“惟宏甫为深知侯，故弱侯亦自以宏甫为知己”，但我认为这不过一时（44－51岁之间）自作多情之语。李晚年书信多次陈述自己“无一知己”。又据今人李国文先生考察，焦写给李那么多书信但焦《澹园集》未收一件。由此可知焦之胆小，亦可知其态度暧昧并多有保留。其他例证尚多，笔者将撰另文叙述。因此，我认为焦李只是朋友关系而非知己。

[13] [清]张廷玉等：《明史》，第5714－5715页。

[14] [清]张廷玉等：《明史》，第6174页。

[15] 许建平：《李卓吾传》，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

[16]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59页。

[17]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第659页。

[18] 李珺平：《李贽童心说多元文化渊源试探》，《民族文学研究》（北京）2004年4期。

[19]《李贽研究参考资料》（厦门大学历史系编）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4页。

[20] [意]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比利时]金尼阁整理，何高济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30页。

[21]《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2辑，第163页。

[22] [清]张廷玉等：《明史》，第5830页。

[23]《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第22页。

[24]《李贽文集》第7卷，第317页。

[25]《李贽文集》第1卷，第47页。

[26]《李贽文集》第1卷，第4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

[28] 朱谦之：《李贽：十六世纪中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页。

[29]《文史英华.学案卷》（白寿彝等主编），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771页。

[30]《李贽文集》第3卷（下），第882页。

[31]《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第53页。

[32]《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第44－45页。

[33]《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第45页。

[34]《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第45页。

[35] 关于知识分子和知识人的区别，亦可参考李珺平：《中国士能否等于西方知识分子——兼与余英时教授商榷》，见《社会科学论坛》（河北）2007年10期。

原载《大学生GE阅读》（第3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